三、作为“普遍阶层”的“官员集团”

在普鲁士—德意志这条专制国家的道路上，容克子弟之所以能处于国家政治与军事领导的顶尖位置，主要依据的不是个人能力，而是贵族世家的高贵血统，这种“权力精英贵族血统化”传统可追溯到腓特烈大帝的理论：“惟有这种血统才能确保他们对政权的忠心耿耿。”[1]因此，不是由这些搭上“血统直通车”、担任高级公职的容克子弟，而是由他们代表国家招幕来的市民子弟，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公职人员集团”主体。

“公职人员集团”由两大类成员组成：一类是由中、下级官员组成的“官员阶层”；另一类是由各级教师组成的知识分子“学者阶层”。现代化管理上的多重复杂性，教育对社会的重要作用，使“公职人员集团”的人数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1907至1930年，这些依靠政府财政拨款、拿国家薪水的人，一直较为稳定地维持在总人口的5％左右。[2]中、下级官员虽然构成“新中间等级”的一部分，但在意识上将自己作为“普遍阶层”来感受。这种感受源于黑格尔所下的定义：“这是一种现代国家的普遍阶层，它并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具有将社会的个别利益与进行平衡的国家行动彼此联系起来的功能。”[3]作为受雇于政权的专门性管理人员，这个“为国家服务的等级”在整个官僚机构中拥有强有力的职业地位。“国家公益保护者”角色的自我理解，使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具有独裁主义、官僚主义气质的国家主义者。

每一位非贵族出身的官员都在经历一种“暂时不为人知的渺小”，并具有“参与了政治执行”的自我意识。在这里，引证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特奥多尔·盖格尔的话，最能描绘出这些人的心理状态：“他们觉得口中嚼着由可怜的工资组成的干面包很有味道，因为他们大量参与了国家权力的履行。他们手中掌握的实际权力越多，就越是追求那些能体现社会威望的等级身份；他们承担的管理功能越小，个性可能产生的效果和发展的可能性也就越少；他们越是被置于上级指令之下，首创精神和主动性就越是受到压抑，也就越是对公众保持着不可接近的‘窗口距离’；他们越是对肩章、佩剑这些代表当局非人格化的庄严象征物感到兴奋，就越是证明他们自身受到了这些象征物的保留所带来的伤害。”[4]

与那些大权在握的传统贵族权力精英比起来，中、下级官员充满了自卑感，权力金字塔的顶尖让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经济不景气时期的政府裁员使他们胆颤心惊。尽管他们也力图通过“德意志官员联盟”之类的组织来保护自身利益，但集体的“罢工”从无可能。这是因为所有的官员都想“往上爬”，因而维持了官僚机构中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也构成了官员个人之间竞争性结构的前提。但是，由于这种竞争是在一种依附性的上、下级联系中进行的，竞争的最后终点取决于一个处于权力顶尖的精英阶层的立场，而这个精英阶层又并不属于这个阶层，所以，中、下级官员并不能从政治上代表自身，但又必须被代表，正因为如此，他们最为直接地需要篡权者，这样的篡权者也往往最容易借用他们的名义，来扩大自己的合法性基础。[5]

一般来说，能保住现存地位并有升迁可能的官员，信奉的是右翼保守主义的独裁主义，而他们中的被辞退者，则往往是力图粉碎现存秩序、并向右翼激进主义的独裁主义转向最快的人。这种特点也特别是那些军队中非贵族出身、又遭解职的中、下级军官们所共有的，因为这种心怀不满的人，本身就是力图篡权的人。[6]

[1] 彼特·鲍格特：《普鲁士专制主义的表现形式》（Peter Baumgart，Erscheinungsformen des preussischen Absolutismus），格尔默尔林，1966年，第75页。

[2] 埃克·亨尼希：《市民社会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第113页。

[3] 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现代德意志社会史》（Hans-Ulrich Wehler，Moderne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科隆，1970年，第55页。

[4] 特奥多尔·盖格尔：《德意志民族的社会阶层》（Theodor Geiger，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斯图加特，1932年，第98页。

[5] 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第100页。

[6] 弗兰西斯·L．卡斯滕：《国防军与政治》（Francis L．Carsten，Reichswehr und Politik），科隆，1964年，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