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评论（第二卷）

本书在总结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对人权的关系结构进行理论探讨。作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观点，提出了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人权结构理论。该理论突破了自由主义人权理论的视域局限，将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协调发展作为目的性权利，将生存权作为实现人的发展的基础性权利，将参与权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性权利，将自主原则和自由权作为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主体性条件，将平等原则和平等权作为实现

本书是“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跟踪研究”大型课题的成果之一，立足东北地区的地方政府创新实践，对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创新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创新机理分析、创新可持续性判断和创新实践展望，全方位描绘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创新图景，为理解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助力、阻力、效果、扩散和工具等具体问题提供了多维的理论解释。

本书以卢梭政治理论的一致性为前提，从政治共同体建构的主权与治权两个维度出发，讨论卢梭的人民主权与代表制政府理论。依据他对人民主权与代表制的认识，卢梭区分了主权与行政代表制，否定了主权代表而接受了行政代表，从而设计了主权民主制和代表制政府。本书立足人民主权与代表制政府，认为德性与制度共同支撑着卢梭构建的政治共同体。正是在主权与治权两个维度上，卢梭不仅批判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存在的危机，即少数精英统治对

本书为《中国政治学》2023年第一辑，设有建构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历史政治学、比较政治三个栏目。探讨新时代政治学的学科自觉与自主、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以及政治学科发展的未来等理论与现实问题，立足中国本位，放眼世界政治，倡议从比较文明的视野出发，贯通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引领和提升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当前主流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是由西方世界创造和主导的，主要包括现代性、自由民主、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等。这些话语体系在当今世界的运行中都表现出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因此中国在发展中应审慎地拣选西方理论、借鉴西方的经验，但不要背负西方的“包袱”，这就需要新时代的中国建立起一套适用自身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本书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核心议题，对国家治理的四个基础性理论——国家理论、治理

本书对西方理性主义政治学的分析，始终以中国传统思想作为参照。与前者对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的追求相比，后者虽然承认规律的不变性，但并不存在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点，从而既避免了相对主义的倾向，又为事物的个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保留了足够的空间。

本书以东汉政治文化与学术演变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考察光武帝“重儒”与“吏化”相结合的政治实践，追索“吏化”对于儒生价值取向演变和东汉学术转型的影响。“吏化”的结果是经学的“规范化”、儒生的“官僚化”和律章句学的兴起。东汉的学术因之呈现出章句之学转衰、师法向家法转向的特点。光武帝提倡名节，导致士人争厉志节、浮华交会，名节观念随之发生异变。党锢后，士人由清议转为清谈，名教渐衰。从政与学的视角研究东汉

本书基于营商环境与政府效率的互动关系，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指标体系，测度了我国所有具有代表性的2797个地方政府（含省级政府、地级市政府、县级政府、国家级贫困县政府）的效率或防贫效率，发布2019年中国地方政府效率排行榜：中国效率“十高省（市）”、“百高市”、“百高县”及防贫效率“百高县”。本书大幅提升了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及广泛性，考察了国家级贫困县政府防贫效率，对脱贫攻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容忍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出现一个陆海两栖性强国，历史上的法国和德国都因此而无一例外地引发了现代历史上的两轮霸权战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正确地思考和应对中国在21世纪前期的海洋转型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挑战与压力，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首先就在于确立一种正确的理论框架和思考范式。地理政治学对当代中国的价值与意义很大程度上恰恰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