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为“新中间等级”的“职员集团”
作为“新中间等级”的“职员集团”，其成员是第三产业服务性行业中的执行者：如餐厅酒吧的服务员、商店的售货员、银行的出纳员、邮政局的邮递员、加油站的接待员，以及大企业中的参与管理者：如秘书、会计、监督员、管理员、技术员、工程师和司机，总之，一切能被称之为“白领阶层”的受雇者。随着第三产业的日益发展、工业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的不断现代化，这个“白领阶层”的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并在总人口中具有最快的增长率，他们从1882年的1.9％上升到1907年的5.7％，并在1930年占据了总人口的12％。[1]
“服务型职员集团”形成一个独特的职业新世界。他们的工作特点就是与各式各样的社会圈子里的人打交道，跟来自任何阶层的人“套近乎”，这尽管造就了现代社会的一种文明条件，但他们并不羡慕自己的社会角色。这个集团也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中间等级”。在经济上，他们并不是“独立经营者”，这使他们有别于“老中间等级”；在政治上，他们并不属于统治阶层，这又使他们有别于“公职人员集团”。如果人们要寻找这些服务型职员与非产业工人之间的区别，如百货公司的女售货员与女裁缝、餐厅服务员与泥瓦匠之间的区别，就只能从一种“自我意识”中才能找到。那种“高于工人一等”的意识在现实中并没有坚实的基础，以至于他们也被称为“虚假的中间等级”。[2]但恰恰是这些自我社会身份最成问题的人，比任何人都更为响亮地捍卫中间等级的思想与特权。
对于大企业中的“参与管理型职员”，德国社会学家卡尔·伦勒尔作过这样的概括：“这是一些资本家花钱雇用的帮手，他们不是作为工人，而是作为受雇于老板的‘私人官员’出现的。他们虽没有受雇于国家，但仍在私人企业的小社会里表现出一种浓厚的官僚主义气息。因此，除产业工人外，还出现了这种管理技术意义上的‘服务等级’。”[3]从根本上讲，这类职员与产业无产者一样属于受雇者，但作为受雇者，他们又与产业工人有着重要的区别：他们在劳动时间、劳动收入、劳动独立性方面有着比产业工人优越得多的地位。他们与产业工人还有思想方法上的不同，德国社会学家海因里希·波皮茨作过这样的比较：“产业工人用两分法的观点来看待这个社会，他们将社会视为一个被分裂的世界，一种人高高在上，一种人处于底层，而他们自己正处于底层。职员则从等级观念出发来看待这个社会。他们只认他们的上级和下级，并看到自己处于中间位置，因而在等级上有着敏锐的辨别力和敏感性。这种人总是力图证明自身也具有特别的社会地位，其目的是想掩盖他们靠工资为生的依附性现实。”[4]
职员身上呈现出强烈的现代化进程的痕迹。专业化资格和劳动位置上的区别，将技术员与企业管理人员、女秘书与女售货员区别开来，而机械化、传统工作方向的丧失，劳动市场上的流动性和无名性，又总是偏爱那些更有效率、更年轻、更漂亮的后继者。这种社会蒸馏形式有着共同的方向，它用宣传媒介来操纵大城市的业余时间，来满足消费世界的需求。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指出的：“这个理性化的、精神空虚的、以消费为方向的工业现代主义世界正是职员思想意识矛盾性发展的致命性象征物。”[5]
“职员集团”这种介于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状态，将其所有成员推进了社会和政治地位难以确定的“冷、热水交替浴”中。他们在政治上的摇摆性，随着经济局势的波动表现得尤为明显。早在德意志帝国时代，“他们的政治选择已经表现出一种无法估量的多样化，没有任何一个以阶级名义进行宣传的政党能有把握地赢得他们的支持”[6]。
现代性、优于工人的特权虚构、“向上爬”的方向、对地位下降的恐惧，在职员中造就了一种爆炸性的混合。一旦他们对理性化未来的希望在危机中破灭后，从中发展起来的只能是一种超比例地向反理性的右翼激进主义的政治转向。尤其是那些在犹太资本占优势的第三产业中的职员，他们表达出来的愤慨中，早已经流露出反保守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反犹主义情绪特征。
[1] 埃克·亨尼希：《市民社会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第113页。
[2] 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Ralf Dahrendorf，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慕尼黑，1968年，第103页。
[3] 卡尔·伦勒尔：《现代社会的变化》（Karl Renner，Wandelunge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维也纳，1953年，第211页。
[4] 海因里希·波皮茨：《工人的社会观》（Heinrich Popitz，Das Gesellschaftsbild des Arbeiters），图宾根，1961年，第242页。
[5]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职员》（Siegfried Kracauer，Die Angestellten），法兰克福，1971年，第97页。
[6] 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