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阶层”

以各级教师为主体的“学者阶层”，作为另一类“公职人员”，最易使人产生误解。在真正的统治者看来，这些人属于“被统治者”，而在一般被统治者看来，这些人属于“统治者”。从社会上讲，他们同样属于“普遍阶层”；从精神上讲，他们是这个民族的“思想精英”；从等级上讲，他们是国家的一批受雇者；从经济地位上讲，他们处于社会的中间层。惟有“通过学术符号与政治保持距离”这一特点，才使他们与其他所有职业阶层真实地区别开来，因此，他们有着“处于社会正中央”的感受。[1]

德意志“学者阶层”在政治上有过骄傲的历史，作为整个中间等级的政治代言人，他们曾在1848年革命时期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有过2/3的代表。革命遭到镇压而失败后，他们便从政治上退却，退缩到校园的“相对自由”之中。英国社会学家伯特兰·拉塞尔曾这样描绘过德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去适应这个社会，而是寻求一种避难所，以便能享受到一种孤寂的自由。这种气质的人有时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他们既敢于拒绝服从，又能抵抗大众化诱惑，更能从事重要的科学研究或制造思想舆论，这些思想舆论或是超前的，或是对当局不满的，或是与之相矛盾的，至少是彼此不一致的。”[2]从思想倾向上看，德意志学者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批评型”学者，也称为“左翼知识分子”，以特奥多尔·莫默逊、马克斯·韦伯等人为代表。他们是有独立意识的自由主义者，但并不是民主主义者。他们没有卷入统治与服从的纪律之中，而是用巧妙的学术语言、充满机智的幽默绕开纪律走。他们利用知识界成员资格展开对社会批评的做法，使他们成为统治者容忍界限之内的“不快”。[3]

第二类是“悲观型”学者，也称为“流亡型知识分子”，以海因里希·海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等人为代表。他们往往经历了从“自由主义者”向“民主主义者”的转化，但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前途已悲观失望。在整个19世纪，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产生出如此之多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界流亡者。这说明这种专制政治已不能容忍这类学者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夫·达伦多夫指出：“对于他们来说，谁开始对这个社会的统治提出疑问，谁就必须考虑最后摆脱这个社会。”[4]因此，这个时代的德国“民主”是与“流亡”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类是“浪漫型”学者，也称为“内心流亡型知识分子”，以菲迪南·特尼斯等人为代表，最为清楚地表达了从政治中退却出来的态度。他们的浪漫主义首先能在“文化悲观主义”中找到表达，其中宣传着一种奇特的两分法：农业文化与工业文明、乡村与都市、天然共同体与契约社会……而他们是赞美前者，反感后者的。[5]他们总是用一种“原本”来反对一种体现现代化现实的“非原本”。在他们的笔下，对现代化现实的贬低阻碍着每一种对现实严肃认真的评价。

第四类是“古典型”学者，也称为“右翼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以海因里希·特莱契克、阿道夫·瓦格纳等德高年昭的学者为代表。这些人与德帝国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达成了和解，但仍在知识分子角色的框架内，运用学术符号，对现存社会发挥“纠错机能”，例如，特莱契克强烈要求德帝国必须变得“更加普鲁士化”，瓦格纳坚决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并一再敦促俾斯麦实行“国家社会主义”。[6]他们以社会“校正力量”的姿态出现，总在寻找那些真正能运用他们方案的权力人物。

后三类知识分子实际上都在为传统政治体制的稳定化服务。“悲观型”学者通过流亡表达了他们对现政权的否定态度，但是，当他们永远地离开这个国家，即使在遥远的外国继续他们的批评，其影响效果仅仅充当了现存统治关系“仍然巩固”的证明。“浪漫型”学者对现政权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这种政治上的弃权给政府加重不了任何困难，倒是他们通过学术符号表达的研究成果，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上的还是自然科学上的成果，往往能为统治者提供根据自身需要对政治现状进行宽泛解释的优点。对于“古典型”学者来说，现存社会统治关系和秩序的巩固，实际上是与他们的愿望相一致的。

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浪漫型”与“古典型”学者之间，靠牢固的“民族文化传统代表者”意识来联系。在这里，“民族”这个概念从来不是作为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表达，而是作为某种语言、文化、习俗、传统上具有“独特天性”的东西来理解的。他们追求的不是法兰西式的“自由”、“平等”、“博爱”，而是本民族的统一、强大、影响和权力，以及重建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种追求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转向反犹主义，以至于“除了莱辛、哥德、谢林、黑格尔等少数学者外，几乎德国历史上所有著名学者都具有反犹倾向”。[7]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的价值观念受到了犹太学者们的挑战，这些犹太同行是属于知识界自由、民主先驱者阵营的。因此，他们将他们反感、仇视的一切东西，如现代城市文化、西方资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民主主义，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都与犹太人相提并论了。在这里，不仅有着大量地位卑微的中、小学教师思想右翼激进化的原因，更有“批评型”学者队伍难以发展、“悲观型”学者选择流亡的深层次原因。

总之，德意志“学者阶层”早已是一个内部处于分化，并不断丧失政治、文化“优越感”的阶层。那种“捍卫民族与国家”的呼唤，通过他们的课堂教学与出版物，感染到“渴望行动”的大学生与社会青年。在这些年轻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已不是他们老师辈的“文化悲观主义”和“保守主义”，而是进攻性的反自由民主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激进的种族主义与反犹主义了。[8]

[1] 西摩·马丁·利普塞：《政治的人》（Seymourr Martin Lipser，Political Man），纽约，1960年，第311页。

[2] 伯特兰·拉塞尔：《权力，一种新的社会分析》（Bertrand Russell，Power．A New Social Analysis），伦敦，1957年，第19页。

[3] 拉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第306页。

[4] 同上书，第302页。

[5] 曼弗雷特·赫特林：《什么是社会史？》（Manfred Hettling，Was ist Gesellschaftsgeschichte?），慕尼黑，1991年，第297页。

[6] 吕迪格尔·冯姆·布鲁赫：《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Rüdiger vom Bruch，Weder Kommunismus noch Kapitalismus），慕尼黑，1985年，第70页。

[7] 弗朗茨·纽曼：《“贝埃摩特”——纳粹主义的结构与实践，1933—1944》（Franz Neumann，Behemoth，Struktur und Praxis des Nationalsozialismus，1933—1944），法兰克福，1977年，第144页。

[8] 黑尔加·格雷宾：《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欧洲，1806—1945》，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