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什么人健康？什么人不健康？

全系统方法之美在于它的自然性。我们为生存所做的一切最基本的事情，无论是呼吸、吃饭，还是睡觉，都会影响全系统。高等医学对这些过程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研究越深入，饮食、呼吸和睡眠就越复杂。但这不应该掩盖一个简单的事实：那些能够一辈子保持健康，享受最高健康状态的人，是那些每晚睡8个小时的人。他们吃着均衡的营养饮食，保持健康的体重，而且呼吸也很顺畅—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承受压力和焦虑的负担。

不能说我们已经掌握了最基本的全系统过程。不知为什么我们已经丧失了保持健康的天性。怎么会这样呢？打个比方，让我们想一下自动驾驶汽车。工程师们梦寐以求的这样一款车，现在已经上市了，对于它的出现，有的人乐观，有的人恐慌。对乐观主义者来说，自动驾驶汽车将是安全的福音。配备人工智能和传感器的自动驾驶汽车可以在360度内持续保持警戒状态，几乎可以立即检测到道路上的潜在危险，甚至比最优秀的人类驾驶员反应还要快得多。但如果这些安全机制失灵了呢？这就是恐慌的来源。被一台自己无法控制的机器带到事故中，那感觉就像是一场噩梦。

因此，实际情况是自动驾驶汽车需要有一种让人类驾驶员能够干预和控制的设置。一旦出现交通状况，本能判断就会立刻发挥作用。至少在现阶段，我们中没有多少人愿意放弃对机器的全部掌控权。考虑到生命的危险，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完全放弃掌控权。

我们的身体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虽然“这架机器”是完全自我调节的—一个简单好用的术语，但是人的身体是处于双重控制之下的。本书前面，以呼吸为例提到了这一点。不管我们注意与否，都会自主地吸气和呼气，这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机制。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想，就可以更换不同的呼吸方式—更快或更慢，更深或更浅。因为身体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在运行的，那么我们干预的也就不是局部—不同的呼吸方式可能会跟一个极端情况（如恐慌发作）有关，也可能跟另一个极端情况（如正念瑜伽练习）有关。这意味着每一次干预都有可能让我们远离健康的自然状态。

显然，数百万人都做了同样的干预。这些症状在很多方面都相当明显—睡眠不佳、慢性疾病、肥胖症、焦虑和抑郁都是前几名的症状。疗愈效果受到肺炎或脊髓灰质炎等疾病的严重影响，然而这些破坏性事件正变得越来越罕见，也越来越好治愈。疗愈的真正威胁来自我们每天所做的干预，这些干预会产生负面的或不可预见的后果。

治疗反应是没有判断力的，它会适应我们的每一个选择，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的细胞就是个化学工厂，会根据我们给它们输入的内容（就像来自上层管理层的指令）来调整生产线。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好选择和坏选择的混合体，所以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必须被看作是来提升或降低健康状态的。我们的细胞，一直到基因水平，都能忍受我们的放纵，但同时也在为此付出代价。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要利用身体的双重控制作为治疗的工具。最基本的说法是，现在每个人都采取了以下两种治疗方法。

一是自动疗愈，是每个人通过数百万年的进化，遗传到基因中的内容。

二是有意识疗愈，包括了每一个帮助和增强自动疗愈的机会。

任何经验都可能是疗愈的候选者。有个简单的事实，即使没有任何身体疼痛感的一天仍然无法躲避以下经历：

·感到沮丧、无助或绝望

·担心未来

·感到焦虑、害怕或不安全

·陷入旧的行为和坏习惯

·自卑

·缺乏满足感

·出了问题的人际关系

·感到孤独，与世隔绝，不受赏识

·过着没有什么目的和意义的生活

·过去的创伤和伤害带来的罪恶感和羞耻感

谁能说他们没有被上述事情折磨着，或者说过去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六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服用精神药物。正如我们所见，缓解疗法并没有找到诸如抑郁症等疾病发病的真正原因。研究人员通过脑部扫描来研究抑郁症的病因，查看是否涉及大脑的某一特定区域；通过基因图谱，去发现是否存在一种独特的“抑郁症基因”或一组基因；通过精神评估，希望能找到导致抑郁症发生的行为模式。

然而，人们并没有通过这些途径找到具体的原因。事实上，广为人们接受的结论是每个人的抑郁都是独一无二的，会表现出一系列的心理、生理和遗传特征。抑郁与个人经历以及你对它的反应有关。在报纸上读到坏消息并不会在不同的人身上自动触发相同的反应，相反，人们会做出从冷漠到深度抑郁的两极反应。同样的易变性也适用于焦虑，这就是为什么收集蜘蛛对有些人来说是个令人愉快的爱好，而有些人却非常害怕蜘蛛。你跟其他人的关系和谐吗？你的生活是否缺乏目标和意义？这不是医疗的错。这些痛苦的起因是无法用药物来治疗的；它们甚至不符合标准的疾病医学模式，后者固执地坚持把身体变化当作“真正”的病因。

作为对这种偏见的反驳，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这项研究表明看不见的主观状态可以对身体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得克萨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观察了一组接受过心脏直视手术（包括心脏搭桥和主动脉瓣置换术）的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如果采用常规的医疗方法，肯定有人会把心脏直视手术后六个月死亡的人的死因归结为身体上的差异。但以托马斯·奥克斯曼博士为首的研究小组采取了一种非正统的方法。他们会问这些病人两个关于他们社会状况的问题：你是否经常参加有组织的社会团体活动？你会从你的宗教或精神信仰中获取力量和安慰吗？

这些都是简单的是非问题，在评估病人的答案时，研究人员排除了心脏手术后死亡的典型危险因素，如年龄、疾病的严重程度和先前心脏病发作的严重程度等内容，把这些因素归纳后，研究结果令人吃惊：

·对两个问题都回答“是”的人，术后6个月死亡的概率不到5%。

·对两个问题都回答“不”的人，术后6个月死亡的概率在20%～25%。

总的来说，能够得到社会的支持和能从信仰中获得安慰的人，比那些生活中没有这些经历的人，在心脏手术之后的存活概率要高7倍。这个结果甚至是患高血脂、高血压和家族遗传心脏病等的唯一7倍差异。虽然询问某人是否属于俱乐部或教堂这样的社会团体是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但关于宗教或精神信仰的问题则完全跟此人的感受有关。

感受完全是一种主观行为，但同样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意识活动，是自我意识的一个小指标，这对意识治疗十分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