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800年以后海外的汉语教师及教材

傅尔蒙，他是跟黄嘉略学的汉语，他虽然是阿拉伯语的教授，但对汉学却很有兴趣，虽然“他在汉语方面确实并不比在阿拉伯语方面更有资格”，但他“在授阿拉伯语课后，讲授汉语、汉语语法和《大学》”（戴仁主编，1998）。

雷慕沙（Abel-Rémusat， 1788—1832），他是法国汉学讲座的第一位教授，汉语教学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为了教授汉语语法，他利用马若瑟的手稿，编写出了《汉文启蒙》。

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雷慕沙的弟子。雷慕沙英年早逝以后，他成为法国汉学的领头人，汉语教学自然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在法兰西学院的教学中，他放弃了用系统的方法来讲授汉语语法的做法，而是更喜欢诠释文献，以归纳性地从中得出主要的汉语结构准则来。他的《根据字词位置来看汉语新句法》（1869—1870），便是其精益求精和具有敏锐洞察力著作的范例，至今仍有价值。”（戴仁主编，1998）

安东尼·巴赞（Antoine Bazin，1799—1862），他是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首位汉语教授，儒莲的学生，他的汉语教学的代表作是“《官话语法》（1856年），这本教材对汉语口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大量有关汉语口语的‘关系’式和‘条件’式单音节词（根据复合词）特征。口语与书面语言间的关系和白话体的强读音节之重要性等方面的十分有见地的看法”（戴仁主编，1998）。他也是欧洲最早开始汉语白话教学的人。521900年法国里昂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席，这位教师是Maurice Courant。53

荷兰莱顿大学从1855年设汉学教学席，教授为霍夫门（J. J. Hoffmam，1805—1878），“曾从华人习语言，为荷兰东印度公司书记”54。霍夫门以后，他的弟子薛力赫（Gustav Schlegel）1875年被任命为荷兰的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并着手培养了荷兰最早的中文翻译，他的四册以闽南方言为基础的《荷华文语类参》给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与详细的语言与文化资料”（何高济等译，1983）。

德国19世纪初的汉学家主要是克拉勃罗德（Heinrich Julius von Klaproth，1783—1835）。他1828年写了《满洲文选》（Chresto Nathre Mandchoue）“为满洲语之入门书”55。之后在教学和语言学研究上有成就的有威廉·硕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和G. 嘎伯冷兹（又译甲柏连孜）（Hans 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前者翻译了《御书房满汉书广录》，后者的《汉文经纬》则被认为是19世纪对中国语法研究的最好著作。56但是，德国的汉语教学起步都较晚，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增加与东方贸易，才于1887年10月27日在柏林大学正式成立了东方语言研究所，最早的汉语老师是阿仁特（Carl Arendt，1838—1902），曾供职于中国海关，“有丰富的实际语言经验”（张国刚，1994）。

雅金夫·比丘林（H. Я. Бичуρин，1777—1853），1807年被派到中国以后，在京居住了十四年，1821年回国。他不仅是杰出的汉学家，也是俄罗斯汉语教学的奠基人，他所编写的《汉文启蒙》（也称《汉语语法》）长期被当作汉语教材使用。他于“1831年在恰克图创办了第一所汉语学校（1831—1861），并亲自任教。他当时所制定的学制、教学计划和教材，也为后人所师承。这一切均为俄国的汉语教学从方法论上奠定了基础”57。

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西维洛夫（ДМИТРИЙ ПЕTΡOВИЧ CИBИЛЛOB，1798—1871），俄国喀山大学东方系的首位汉语教研室主任。他为推动喀山大学的汉语教学编写了一系列教材和著作：（1）《汉语文选》，（2）《华俄常用语辞典》，（3）《法汉满成语辞典》，（4）《拉汉词典》。同时，他也“提出汉语也有语法规则”的思想，主张“为汉语（古文）加标点符号”。

英国最早是马礼逊，1824年他回伦敦休假，成立了东方语言学校，马礼逊亲自任教，但东方语言学校1827年就解散了，接下来从事汉语教学的是伦敦大学的基德（Samuel Kidd），他和马礼逊一样都是伦敦会的成员，长期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任教，后因病返回英国。经小斯当东（G. T. Staunton）积极筹划，1838年他在伦敦大学开设了汉语讲座。但五年后，他就病逝了。

剑桥大学的汉学为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所创，他原为英国驻华外交人员，1888年开始担任剑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他的《语言自迩集》是较有影响的汉语教材。

牛津大学的汉学讲座是由理雅各（James Legge）创立的，他大部分时间在香港的英华书院，当他1875年返回牛津大学开设这个讲座时已经六十岁了。理雅各学术成就很大，尤其在中国典籍的西译上。

美国本土的汉语教学和汉语研究由入华传教士卫三畏回国后在耶鲁大学创立，时间是1877年。《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是其汉学代表作，汉语教学的著作主要有《简易汉语教程》《汉英拼音字典》等。

以上列举的是西方学者，由于目前我们对欧美汉学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很可能挂一漏万，待以后逐步补充。

这时期也有中国人在海外进行汉语教学，这些人西方汉学史往往忽略他们，我们通过有限的材料发现了这些中国学者。

容三德（Yong Sam-tak），广州人，1805年到伦敦学习英文，在伦敦时结识了威廉·莫斯雷（William Moseley），经他的介绍，马礼逊认识了容三德，并开始跟他学习汉语。“在教学中文的同时，二人还到伦敦博物馆抄录中译的部分《圣经》手稿，并从英国皇家学会借抄拉丁文、中文字典手稿。”（吴义雄，2000）

朱德郎（Choo Tih-Lang），他是由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836年带回美国的，这时麦都思正在对马礼逊的《圣经》中译本进行修改，“朱德郎作为抄写员协助麦都思”（裴化行，1936）。这种协助很类似当年徐光启和利玛窦的关系，在中文方面，朱德郎充当着老师的角色。

英华书院是新教传教士入华后最重要的汉学学习基地，它的宗旨就是“交互培养中国和欧洲文学，一方面向欧洲人教授中国文字和文学，另一方面向恒河外各个讲中文的国家……教授英语以及欧洲文学和科学”。这样，“聘任欧洲籍的老师以中文教授欧洲学术以及聘任本地的中文老师”（李志刚，1985）成为学校的基本方针。

根据吴义雄提供的材料，当时的中文老师有“李先生（Lee，1820—1830）、朱靖（Chu Tsiy，1820—1832）、姚先生（Yaou，1824—1834）、冉先生（Yim，1827）、高先生（K’o，1834—1835）和崔钧（Chuy Gwa，1835）”（吴义雄，2000）。

除英华书院以外，在南洋地区还有新加坡学院也“设有中文部（Department of Chinese），1838年4月，中文部有五名中文教师，教三种中国文言，在册学生五十九人”（裴化行，1936）。可惜我们不知道这些中文教师的姓名。戈鲲化是第一位到美国教汉语的老师，他的情况直到最近张宏生编著的《戈鲲化集》58以后才为人所了解。从对外汉语教学史的角度来看，戈鲲化的价值在于：他是第一个赴美的汉语教师，对于美国汉学和汉语教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当时虽然有卫三畏在耶鲁执教汉学，但由中国人担任汉语教师则是从戈鲲化开始。

另外，他和一般到国外的留学生兼任汉语教师不同，如上面我们曾介绍的几位。戈鲲化是哈佛大学正式聘请的中文教师。很感谢张宏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赴美任教的合同及相关材料，这些文献对我们研究中国外派汉语教师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文献。

戈鲲化的汉语教学也很有特点。首先他自己努力学习英文，从而为他开展中文教学和在美生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其次，他以自己的诗集做教材，即他撰写的《华质英文》（Chinese Verse and Prose）也十分独特，“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本中国人用英文写的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诗词的教材，作为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诗词教材，它也有较大的意义”（张宏生编著，2000）。

明清时究竟有多少中国人在海外担任中文教师，这是一个尚未完全确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史料，加以研究。可以肯定，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到海外从事中文教育的绝非仅仅以上几人。59对于这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开拓者，我们谨致以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