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800年以前赴欧洲的对外汉语教师

耶稣会入华后不仅不断派西方各国传教士来华传教，亦有将中国信徒带往欧洲培养，这些人便成为最早到欧洲去的中国人。方豪著有《同治前欧洲留学史略》34一文，按方豪的统计，1795年前往西方留学的中国人有姓名在录的就有63人之多。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由传教士带出去，在西方学习神学和西方哲学、语文等，他们并没有到欧洲传授中文、讲授中国文化的使命，但他们中仍有一些人在学习西方宗教文化的同时也兼做了传播中国文化甚至教授欧洲人中文的工作，尽管他们这样做并非自觉，但从对外汉语教学史来看却有着重要的价值，因为他们是最早赴欧洲留学并在留学中向西方人传授中文及中国文化的人，可谓今天我们外派出国师资的前驱。

（一）沈福宗

沈福宗是康熙十九年（1680年）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到达欧洲的。他是最早到达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之一，他到欧洲主要是学习神学和西方文化，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才返回中国，在欧洲长达十四年之久，并到过法国、英国，因而在此期间也就有意无意地充当了汉文化使者和汉语教师的角色。他在法国期间曾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接见，1684年9月法国的Mercure Galant杂志曾报道了沈福宗同法王的这次会见：“他带来的中国青年，拉丁语说得相当好，名曰Mikelh Xin。本月十五日他们二人到凡尔赛宫，获蒙皇帝召见，在河上游玩，次日又蒙赐宴。……皇帝在听完他用中文所念祈祷文后，并嘱他在餐桌上表演，用一尺长的象牙筷子的姿态，他用右手，夹在两指中间。”（方豪，1969）

同时，沈福宗还借此向法国人介绍了中国文化，他“曾向西人出示孔子像，用中国毛笔写字，通讯中又声称需时三十年方能熟习八万中国字，可见中国人记忆力之强与想象力之丰富。并称中国学校与救济院极多，不见有乞丐。在平地上埋葬双亲，礼节隆重，且须叩头”（罗渔译，1986）。他在自己下榻的耶稣会馆还向来访的人介绍了汉字的书写方式，汉语的发音变化，许明龙先生曾在法国巴黎天文台图书馆查到很可能是沈福宗写的中文手稿——“以汉字书写的二十四节气、六十甲子、十二生肖”35。沈福宗在欧洲时还见到了教皇、英王，英王甚至还把他的画像挂在卧室中。其中最有意义的事恐怕是他在牛津大学同当时的东方学家海德（Thomas Hyde）会见。他们一起编辑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的中文藏书目录，他还详细地向海德讲解了中文的性质，而海德把沈福宗讲给他的有关中国的知识纳入了他以后出版的几本书中。沈福宗给海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海德用拉丁文记录了一段对沈福宗的描述和评价。“中国南京人沈福宗使我懂得很多中国知识。他由柏应理神父从中国带来，而近年来与耶稣会士在欧洲停留，并编辑巴黎版的中国哲学著作。这个年轻人现年三十岁，性情善良，学习极其勤奋。为人礼貌、热情，有中国文学和哲学方面的良好教养，读过用汉文写的各种各样的书籍，而他在中国时就是早已懂得一些拉丁文的少数人之一。”36至今在海德的遗著中还藏有“沈福宗的拉丁文通信及棋谱、升官图、度量衡制以及汉文与拉丁文对照的应酬语”37。显然，这里的汉文和拉丁文对照的生活应酬语肯定是沈福宗所作，是为向海德介绍、讲解中文所用的，也可以说是一份最简单的对外汉语教材。

（二）黄嘉略

黄嘉略是在“礼仪之争”中由法国传教士梁弘仁（Artus de Lionne，1655—1713）带到法国的，后经法国王家学术总监比尼昂（Bignon Jean-Paul，1662—1743）推荐担任了法王的中文翻译和整理王家图书馆中文书籍的工作。黄嘉略在法国完成了《汉语语法》（Essay de grammaire de la langue chinoise）。这本书实际上是为法国人学汉语所编写的，如他在给法王的信中所说：“远臣日夜勤劳，以思报答。兹者修成汉语一书，兼夫小录，以作西方志士学习中土语言风俗礼统者也……”38这里的“小录”实际上是书后的汉语词汇对照表和常用对话。他还编了《汉语字典》，虽然未完稿，但遗稿有千页之多，“这部遗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以韵书《海篇心境》为底本编写的同音字典，已编出401字。二是以《字汇》为母本按部首排列的字典，已编出5201字。后者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词条设置和释义都考虑到欧洲读者的实际需要，除纯语文知识外，还提供了许多有关中国的多方面的常识”（罗渔译，1986）。

这两部书应是中国人在欧洲所编写的最早的供外国人学习汉语用的教材，书虽未出版，但通过法国著名汉学家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1683—1745）间接的介绍和使用还是发挥了它的作用的。

黄嘉略在法国的另一项工作就是直接推动了法国18世纪的汉学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弗雷烈（Nicolas Fréret，1688—1749）和傅尔蒙的影响上，他们两人开始对汉语一窍不通，但经过与黄嘉略的接触，受到黄嘉略的影响，并从黄嘉略那里学到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之后经过自己的努力都成为法国早期著名的汉学家。显然，黄嘉略作为汉语老师和中国文化的宣传者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三）高类思、杨德望

高类思、杨德望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由传教士卜纳爵（Ignatius Barborier）带到法国的。他们在法国耶稣会学校及味增爵会的学校学习结束以后，被当时法国的国务秘书贝尔坦（Henri Bertin，1720—1792）和路易十六执政时的财政大臣杜果（1727—1781）所注意，在他们两人的推动下，法国科学院对高类思和杨德望进行了简单的培训，授其物理、化学简单课程，并让他们参观法国的军火、纺织、印染、金属加工等工厂，然后他们向高类思和杨德望提出了一份冗长的调查报告提纲，两人在返回中国以前终于完成了这份详细的调查报告。而这份调查报告“形成了杜果的名著《论财富的构成及分配》一书的缘起。七年之后，亚当·斯密（Adam Smith）深受此书的启发，写出了《国富论》一书，这些都是近代经济学的经典之作”39。

杜果是重农学派的重要成员，高、杨两人在这个过程中并未充当中国语言的老师，但却充当了中国文化的介绍者并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比较了中国和法国在经济、科学、工艺上的区别。正是这种对中国国情的介绍和较为系统的比较调查启示了杜果从而对重农学派的思想产生了影响。40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高类思和杨德望也起了汉语教师的作用，不过他们“教授”的不是语言文字，而是中国国情、经济、科学、工艺。

（四）周戈

周戈，土耳扈特人。1733年本想取道俄罗斯返回中国，但却被俄国扣留了下来，1737年9月11日加入东正教。1738年在圣彼得堡时期就教过一位名叫鲍里索夫的人学习满语，但时间不长。“1739年，由俄国外交委员会安排，他在7月19日正式开办汉满语学校，学生只有两名。1740年，他的学校结束。”周戈的功绩在于，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开办了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汉满语学校，为中俄两国的早期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学生之一——列昂季耶夫成为18世纪与罗索欣齐名的著名汉学家。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