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00年以前在中国本土的对外汉语教师

葡萄牙人东来后同中国官府打交道时都是通过翻译，由于语言不通使他们吃了不少苦头，中国官员明确地告诉传教士，你们最好“先去做学生，学习我们中国话，以后你再做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的教理”24。这样，耶稣会到澳门后把学习中国官话作为头等大事。罗明坚初到澳门时学习中文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师资”（裴化行，1936）。1583年，他在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说：“起初为找一位能教我中国官话的老师非常困难，但我为传教非学官话不可，可是老师如只会中国官话，而不会讲葡萄牙话也是枉然，因为我听不懂啊！因此后来我找到一位老师，只能借图画学习中文语言，如画一匹马，告诉我这个动物的中国话叫‘马’，其他类推……”25这也就是后来人们传说的罗明坚找了一个中国画家当老师，26这位中国老师无姓名可查，但可能是明代第一位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以后利玛窦入华并成为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掌门人，他讲到自己学习汉语时也谈到了聘请汉语老师之事，他说：“神父们并不满足于欧洲的知识，正在日以继夜地钻研中国的学术典籍。事实上，他们以高薪聘请了一位有声望的中国学者，住在他们家里当老师，而他们的书库有着丰富的中国书籍的收藏。”27这位“有声望的中国学者”是何人不得而知，但说明他们在聘请汉语老师上是很下功夫的。这位中国文人不仅教口语，也教写作，利玛窦“每天听先生讲两课，又练习作短文”28。这个事实说明了那时的对外汉语教学的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在教与学的关系上，“学”方是主动的，“教”方是被动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中国人主动地开展对外汉语教学，而是入华的传教士们主动学习汉语，中国人才被动地开始了这项工作。这种“教”与“学”上的特殊关系是与当时明代的整个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对于长期持有“夷夏之分”观念的中国人来说，根本未认识到这项工作的意义。

第二，对外汉语老师的工作具有很大的私人性。因为“教”是被动的，这样从中国一方来说很难有有组织的教学，因而老师的汉语教学完全是私人性的。传教士们聘用小书童当语言老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曾记载了他们第二次进北京时，太监们为了让他们学好官话，“在南京买了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我纯粹的南京话”（何高济等译，1983）。这说明他们不仅聘请有声望的学者当老师，也买小书童留在身边当口语老师，无论聘谁当老师完全是传教士个人的事情。

入华耶稣会士的汉语口语老师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始终未见到具体的姓名。但语言的学习从来就不仅仅是技能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尤其是汉语“文字构成的理据、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等，都直接或间接地牵涉到文化问题，甚至是为文化服务的”29。这样传教士在汉语学习深入到一定程度时，尤其是到达汉语写作的阶段时就遇到困难，而这些困难又非一般乡间或低层文人所能解决，因为他们用中文所表述的并非像一般中国学生所要表述的东西，而是要通过中文写作表述西方的宗教哲学思想，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这样他们就必然要和上层的士大夫发生联系，向中国的高级士大夫们学习。

入华耶稣会由于贯彻了利玛窦的“合儒排佛”的路线，从而在中国扎下了根，站住了脚，乃至利玛窦最后进入北京，成为万历皇帝的门客。利玛窦路线的实质是通过亲近儒家文化来改造儒家文化，从而使基督教在中国扎下根。这样，无论是从传教策略上还是从汉语学习上都必然形成在华耶稣会士与明清知识分子的广泛接触。30在这种接触中自然就产生了一批传教士学习汉语文化的老师。

徐光启不仅是“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中国近代的科学家，也是明清时期最早教授传教士中国文化的老师。他对中国科学的一大贡献就是与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这种合译就是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译。在对《几何原本》的理解介绍上，利玛窦是徐光启的老师；而在翻译成中文时，在笔译中徐光启是利玛窦的老师。这种润色的过程也就是教授利玛窦中文写作的过程。这一点利玛窦自己也是承认的，他在《几何原本》译序中说，虽他有志翻译此书，但“才既菲薄，且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嗣是以来，屡逢志士，左提右挈，而每患作辍，三进三止。呜呼！此游艺之学，言象之粗，而龃齿吾若是，兀哉始事之难也。……吴下徐太史先生来，太史既自精心，长于文笔，与旅人辈交游颇久，私计得与对译成书不难。……先生就功，命保口传，自以笔受焉；反复展转，求合本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易其稿”31。

利玛窦去世不久，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和邓玉函（Jean Terrenz，1576—1630）来北京，在1625—1626年这两年，他们两人在北京主要是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和文学，而“徐光启是被人称之为汤若望的汉文教习”32的。

明清期间与传教士共同译书，充当传教士中文写作老师的还有：

李之藻，他与利玛窦共译了《圆容较义》《同文算指》，与傅泛际合译了《名理探》。

周子愚、卓尔康与熊三拨（Sabbathin de Ursis，1575—1620）合译了《表度说》。

杨廷筠与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合译了《职方外纪》。

王徵与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合著《西儒耳目资》，与邓玉函合著《远西奇器图说》。

李应试曾与利玛窦“参互考订”，修改绘制《两仪玄览图》。

张元化曾校定毕方济（François Sambiasi，1582—1649）的《睡答》《画答》。

韩霖曾校阅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1566—1640）的《神鬼正纪》《齐家西学》《童幼教育》《修身西学》《空际格致》以及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罗雅谷（Jacques Rho，1593—1638）的《天主经解》等。

陈克宽、林一儁、李九标、李九功曾校阅、修订艾儒略和卢安德（André Rudomina，1594—1632）的《口铎日抄》。

张庚曾校订孟儒望（Jean Moteiao，1603—1648）的《天学略义》、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1559—1654）的《圣若撒清行实》。

熊士旗、潘师孔、苏负英曾共同校阅艾儒略的《圣梦歌》。

段衮与韩霖、卫斗枢、杨天精校阅高一志的《齐家西学》，并又和韩霖共同校阅了高一志的《童幼教育》《圣母行实》及《神鬼正纪》；同时他独自一人校阅了高一志的《譬学警语》。

刘凝为马若瑟的老师，在语言学上有著述，对马若瑟创作《汉语札记》产生了影响。33

李天经与汤若望共译《西庠坤与格致》一书，并与徐光启、李之藻一起与邓玉函、龙华民共翻译、编制《崇祯历书》。

朱宗元为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1574—1659）的《轻世金书》润色；重新校订了孟儒望的《天学略义》，使它在宁波出版。顺治十六年（1659年）又同李祖白、何世员共同校阅贾宜睦（Jérome de Gravina，1603—1662）的《提正编》。

祝石与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合作，由卫匡国口述，祝石笔译合作而成《逑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