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意义

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开设世界汉语教育史的课程是对外汉学专业一个重要的进步，任何学科都有理论与历史两个方面，学科史是学科理论展开的历史支撑，一个没有学科史的学科是不成熟的学科。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学习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意义：

第一，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将进一步丰富对外汉语理论的研究。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提出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而世界各国的汉语教育和汉语研究的历史已经有二百多年，中国自身的对外汉语教学和双语教学的历史则更长。世界汉语教育史为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范例，通过认真研究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著作和人物，我们可以为汉语教学的理论找到历史的根据，进一步丰富当前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例如，鲁健骥（2005）66通过研究《语言自迩集》中由中国文人所编写的教材《践约传》，认为《践约传》作为汉语学习的泛读材料有着启发意义，因为“泛读在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中还不落实，由《践约传》开创的精泛互相配合的教学方法，没有继承下来”。他通过对《践约传》这个世界汉语教育史上的历史泛读教材的研究，进一步认识到加强泛读和精读的结合的必要性。所以，他呼吁“应该重视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历史，包括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推动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发展。当时从事汉语教学的外国人和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师思考的问题，也会对我们今天的教学有所启发，大有裨益的”。

第二，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将直接推进对汉语本体的研究。

文化间的交往必然带来语言间的交往，当汉语作为外语在世界各地被学习时，学习者会不自觉地受到母语的影响，从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来看，母语的作用会直接影响学习者的汉语学习。但很少注意到，学习者的这种习惯力量也同时推动着语言间的融合。

王力先生说：“中国语言学曾经受过两次外来的影响：第一次是印度的影响，第二次是西洋的影响。前者是局部的，只影响到音韵学方面；后者是全面的，影响到语言学的各个方面。”67这两次影响的启端都是从汉语作为外语学习开始的。佛教的传入，印度的僧侣们要学习汉语，要通过学习汉语来翻译佛经，结果，直接产生了反切。王力先生说，反切的产生是中国语言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是汉族人民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表现。西方语言学对中国的影响表现得更为突出，来华的传教士正是为了学习汉语编写了汉语语法书，如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为了读中国的书，写下了《中国文法》；传教士们为了阅读中国典籍，发明了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法；为了以中国人听懂的语言来布道以及翻译圣经等宗教书籍，创造了一系列的新词汇，包括至今我们仍在使用的大量词汇。这说明，当一种语言作为外语来被学习时，它并不是凝固的，它也会随着学习的需求而不断发生变化；反之，学习者虽然是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的，但学习者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学习者也会对自己的目的语产生影响。语言间的融合与变迁就是这样发生的。直到今天，现代汉语形成的历史并未完全说清，而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则可以直接推动汉语本体的研究，可以直接推动近代汉语史的研究。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明清之际中国官话问题的讨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明清之际的官话是北京话，但最近在传教士的很多汉语学习文献中发现，他们的注音系统是南京话，这些传教士在文献和他们的著作中也明确地说他们学习的官话是南京话。不仅西方传教士的汉语学习材料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在日本的汉语学习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日本江户时期冈岛冠山所编写的《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话便用》《唐音雅俗语类》《经学字海便览》等书，六角恒广研究了冈岛冠山的片假名发音后，明确地说：“这里所谓的官音是指官话的南京话。”（六角恒广，1992）这说明汉语学习的文献直接动摇了长期以来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结论。

至于语法和词汇两个方面，有更多的文献和材料说明只有在搞清世界汉语教育史的情况下，才能更清楚地研究好近代中国语言学史，甚至可以说，随着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深入，原有的前辈学者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结论将被改写。

第三，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将加深海外汉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以往在海外汉学史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者是不把汉学家们的汉语学习历史和文献作为研究内容的，认为这样的著作和文献是很肤浅的，海外汉学史研究的是汉学家们专题性的研究著作。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展开使我们对以往海外汉学史研究重新反思，汉学家们的汉语学习文献和著作同样是海外汉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例如，张西平对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汉语学习史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天主教早期最早的汉文写本，揭示了罗明坚汉诗的学术意义和价值，这些都是在罗明坚的正式著作中所不可能发现的。

同样，正是在从事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中，我们才能掌握中华文化外传的轨迹，看到中国典籍向外传播和翻译的具体历史过程，这种研究将大大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