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方法

通过以上我们对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的研究范围已经大大超越了单纯的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研究范围的扩大必然导致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因此，在展开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时，所采取的方法是多样的，我认为在多样的研究方法中以下四点较为重要：

第一，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方法。

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只是对外汉语教育研究的一种历史延伸，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种外语教学，其方法的特点和独特性同样适用于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外汉语教育史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部分，因而，在展开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时，对外汉语的语言习得理论自然成为它的研究方法。关于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方法，刘珣讲得很清楚，他说：“语言学的任务是研究语言，把语言的规律弄清楚，它的任务就完成了。语言教育学科则不能到此为止，它不是为研究语言而研究语言。因此，除了对汉语这一客体的研究外，本学科还需要研究教学活动的主体即学习者，研究学习者汉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以及学习者的生理、认知、感情等个体因素——这是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49这就是说，在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总结历史上的汉语习得的历史过程和规律，学习者的各种因素对汉语学习的影响。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西方出版的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语言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实践基础上的，这些西方语言学家大多对汉语没有研究，因此，这样一种第二语言教学研究的理论是有局限性的，这点西方的语言学家也是承认的。50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在我们把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应用于汉语教育史研究时，要考虑到它的局限性。在这方面，对外汉语教育界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字本位的提出就是一个证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世界汉语教育史对于建立基于汉语本身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几千年中国本土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经验和教训，正是在研究世界各国汉语教育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真正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普遍性规律，并从这种历史的研究中提升出更普遍的规律和理论，丰富一般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和外语教学理论。

这就是说，在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中，一方面，要善于使用当下语言习得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我们的历史研究，另一方面，又不要局限于当下的那种以印欧语的语言习得为经验所总结出的一般的原理，而是创造性地从世界汉语教育史的历史经验中丰富、发展出真正从中国语言文字特点出发的语言习得理论。

第二，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方法。

任何语言的发展都是在与其他语言的相互接触中变化与发展的。王力先生早年明确做过论述，这已经被中国语言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仅对中国的宗教和思想产生了影响，对中国的语言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王力，1980）。基督教自明末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社会和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对语言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近代以来，中国语言在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方面的变化都和基督教的传入有极大的关系。从语音来说，现在我们的汉语拼音系统的基础就是传教士所确立的。罗常培先生早年的论文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51近年来杨福绵（1995）52对利玛窦、罗明坚《葡汉词典》的研究，张卫东（1998）53对《语言自迩集》语音的研究都有突破性的进展。语法方面，姚小平（1999）54最早对将《马氏文通》作为中国近代第一部语法书的观点提出批评，2003年在北京召开了西洋汉语研究国际研讨会，并出版了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一书。55实际上万济国也并不是第一个写出中国语法的传教士。对法国入华传教士马若瑟《汉语札记》的研究已经开始。56词汇方面，最有影响的是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所写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一书，此书使我们对近代以来中国语言的形成历史有了一个新的看法。这方面日本关西大学的沈国威57等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些都说明，在我们研究世界汉语教育史时，其实已经进入了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领域。

这样一个事实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无论是佛教的传入还是基督教的传入，这些外来者最初只是汉语的学习者，他们汉语学习的历史材料显然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他们的汉语学习反过来影响了汉语本身的发展。研究这种语言接触对汉语的影响，就使我们进入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范围。对做中国语言学史的人来说，汉语教育史是其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特别是传教士汉语的研究，将会对中国语言学史的书写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样，对于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者来说，如果仅仅局限于第二语言教学的方法，仅仅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放在对汉语教育史的研究中，已经不能更好地推进其研究。我们应该从更大的学术视野，从整个中国语言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运用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才能将其学术价值更好地显现出来。

第三，汉学史的研究方法。

当中国语言从传统走向现代之时，在西方也正经历着一场“普遍语言学运动”58，从大的历史背景来说，这是和地理大发现紧密相连的；从具体背景来说，西方各国的汉语学习是和当时西方各国汉学的兴起和发展密不可分的，或者说，西方各国的汉语教育本身就是西方汉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欧洲文化界对中国语言的认识最早都是从入华传教士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上看到的。据说中国方块字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书籍中是在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中，影响较大的是基歇尔（Kircher）的《中国图说》59，他在这本书中首次公布了中国的一些象形的古文字，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特别是他首次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编成了拉汉对照词典，使汉字在欧洲第一次可以根据罗马拼音读出，可以根据拉丁文释义来理解，这在当时的欧洲是破天荒的大事。这恐怕也是在欧洲最早出版的欧洲人学习汉语时的拉汉词典。第一次把中国语言放入世界语言研究范围内的著作是英国人韦伯（John Webb，1611—1672）的《关于证明中华帝国之语言很可能为人类最初语言的历史评说》（1669）。这本书在西方影响很大。虽然韦伯本人从未来过中国，但他通过阅读传教士的著作提出了这种惊人的观点。从中国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价值不大，但从西欧思想文化史的演变而言倒有一定的地位，所以对西方人学习汉语、研究汉语具有重要意义。汉语教学史的研究不能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还应从比较文化和比较语言学的角度考虑，关于这一点下面在讲方法论时还会提到。

德国早期的汉学家米勒（Andreas Müller）是欧洲本土最早研究汉语的人之一，他在自己著名的Clavis Sinica一书中称他已找到了学习汉语的钥匙，可以很快地读懂汉语。这个消息曾一度使莱布尼茨十分动心，多次给他写信（Mungello，1985）。在俄国的德国早期汉学家巴耶（T. S. Bayeri，1694—1738）也是最早学习汉语和研究汉语的人，他既研究中国文学也研究中文文法。60

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开设了汉学讲座，从此“传教士汉学”与“专业汉学”并存的时代开始了。“这个日子不仅对于法国汉学界，而且对于整个欧洲汉学界，都是有决定意义的。”61从此，汉语、汉语语法及《大学》等都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正式课程。第一任汉学教授雷慕沙第一次讲中文文法时借助的是马若瑟的手稿，几年后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汉语教学著作《中华帝国通用的共同语言官话》，奠定了他在汉语教学中的地位，而《汉文启蒙》（Élé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为法兰西学院的汉语教材。

德国汉学和汉语教学的奠基人是威廉·硕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他于1833年在柏林开设中国语言文学课程，拉开了德国专业汉学的序幕。他于1826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中国语言的特点》（De Indole Linguae Sinicae）。62他1857年在柏林出版的《可用于讲课、自学的汉语课本》（Chinesische Sprachlehre，zum Gebrauche bei Vorlesungen und zur Selbseunterweisung）很长时间内是德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

俄国汉学和汉语教学的奠基人是雅金夫·比丘林，他在北京待了十四年之久，其间他努力学习汉语，并最早开始编纂辞典。1831年比丘林在哈克图开办了俄罗斯的第一所汉语学校，并亲任教师，1838年返回彼得堡后，又从事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三十多年。“他的办学为俄国开办汉语学校提供了经验，所编《汉语语法》（1835）长期被沿用，直到20世纪初仍是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教材。”63

英国的汉学和汉语教学则落后于法国和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入华以后，英国的汉学和汉语教学有了长足的进步。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英译中国典籍奠定了他在19世纪西方汉学史上的地位。而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在继承威妥玛汉字罗马拼音法的基础上所创立的“威—翟式”拼音也使他在汉语研究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美国传统汉学的兴起是和基督教新教入华传教联系在一起的。按费正清（1997）64的说法，它是“西方入侵的一部分”，美国大学的第一个汉学系是由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1876年从中国返回耶鲁大学后所创立的。“在卫三畏的主持下，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汉语教学研究和东方学图书馆。翌年，哈佛大学也设置汉语课程，并设立东方图书馆。”65

我在这里罗列这些历史事实是想说明：如果我们做国别的汉语教育史，那实际也就进入了汉学研究的领域，不从这个角度把握，我们很难摸清各国汉语教育史的线索。

第四，对比语言的研究方法。

研究汉语在世界各国的教学与研究就必然涉及不同语言之间的比较，就必然涉及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任何一个外国人在他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时很自然要受到其母语的影响，原有的母语对其学习汉语和研究汉语都有着内在的影响。因此，从语言对比的角度分析不同国家的汉语研究者的汉语观是我们研究世界汉语教育史时所必须掌握的方法。对比语言学最早是由美国人类语言学家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提出来的，在西方语言学史上最早将西方语言和中文进行对比研究的是德国的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他所提出的汉语与印欧语系之间的比较的观点至今启发着所有从事汉外语言比较的学者。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比较语言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所提出的比较语言学的原则和方法成为我们研究世界各国汉语教育史时所必须遵循的方法。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掌握了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才能更有效地进行世界各国汉语教育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