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
世界汉语教育史就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历史过程。这一定义已经大略地确定了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的基本内容。
把汉语作为目的语进行学习和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鲁健骥先生最早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有史有论，是一个学科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近二十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在‘论’的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史’的方面，显得十分不足。到目前为止，还只有一些很零散的记述。因此，我们应该改变这种状况，尽快地开展起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35毫无疑问，对外汉语教育史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的最主要内容，但并不是唯一的内容，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应该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外汉语教育史。汉语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汉语的对外教育始终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家政策，作为语言教学，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给我们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如董明所说：“闹清中外古人汉语教学的内容、特点及方式、方法，寻求其中有规律的东西，总结其经验教训，继承其优秀传统，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便探索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底蕴、符合汉语汉字特点的对外汉语教学之路，搞好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促进学科的发展、建设，使之日臻完善、成熟。”36这点出了展开对外汉语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意义。只有做好学科的历史研究，才能真正走出完全盲从于西方的二语习得理论，用其裁剪中文作为外语教育的特点，从而完全忽略了汉语汉字特点的研究路向。历史研究会给予我们新的智慧，汉语作为外语的教育有着比西方更为悠久的历史。我们必须承认对于中国古代的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这是一个亟待开拓的学术研究领域。学术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施光亨的长文《历史上的汉语教学：向着第二语言教学走出的第一步》37对对外汉语教育史做了一个系统论述，给我们展示了对外汉语教育史的丰富内容。
目前急需对中国古代到当代各个时期的对外汉语教育史展开断代史的研究，对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汉语教育史的重要人物和文本展开深入的个案研究，只有将断代史研究和重要的个案研究做好了，我们才能真正写出一部较为完备的对外汉语教育史。近年来学术研究已经开始向这样的方向发展。例如，张宏生编著的《戈鲲化集》38就是一个很好的对外汉语教育史的文献整理个案。在澳门召开的首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讨会上，鲁健骥先生的《〈践约传〉——19世纪中叶中国人编写的汉语简易读物》、鲁宝元先生的《人在海邦为俊杰，学从中华问渊源：乾隆二十三年琉球王国第四批派遣留学生北京学习生活调查》、刘丽川的《清末的韩、中〈外国教师合同〉比较研究》、张美兰的《掌握汉语的金钥匙：论明清时期国外汉语教材的特点》、施正宇的《汉语教师戈鲲化出使哈佛初探》等论文，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内容。程裕祯主编的《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则对当代中国对外汉语教育史做了系统的梳理，从而开启了对外汉语教育史断代史研究的先河。
第二，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史。中华文化的历史就是一个汉民族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不断融合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汉字的传播直接影响了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文字的形成和发展，39而且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存在着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接受汉语教育的历史事实。戴庆厦、董艳（1996、1997）40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分别经历了从秦汉到明清、从清末到民国和1949年以后的双语教育。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满族入关后的汉语学习，他们留下了一系列的汉语学习的历史文献，这对我们研究汉语教育史都是很珍贵的。从现实来看，目前正在进行的少数民族的汉语教育给我们提供了现实的材料。虽然，这不是对外汉语，但仍是将汉语作为目的语的教育，也同样是一种第二语言教学。41因此，对中国国内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的历史、学习汉语的历史的研究同样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第三，国外华文教育史。这是指对在国外生活的华人的汉语教育。“有水井之处就有华人，有华人之处就有华教。”这说明华文教育历史的久远。华侨的汉语教育一般都是在双语背景下进行的，汉语也是作为目的语来学习的，因此也应作为汉语教育史的研究范围。郑良树先生三卷本《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给华文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典型的范例。近期出版的黄昆章先生的《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国别华文教育史研究的范例。这方面的研究也亟待展开，需要我们从不同国家的华人历史情况出发，研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教育的重要人物、著作和教材，研究在不同语言背景下展开中文教育的方法和特点。
第四，国别汉语教育史。由中国政府主动派出教师进行汉语教学的历史并不长，但汉语作为目的语学习的历史却很长，凡国外自主进行的汉语教育，并不能归为对外汉语教育。
对各国汉语教育的历史、人物、教材和研究著作做系统的研究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和基本的研究内容。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六角恒广的《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42和牛岛德次的《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43就是这种研究的典范；白乐桑的《法国汉语教学史浅论》44、金基石的《韩国汉语教育史论纲》45都是最早进行这一研究的论文。在首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讨会上丁超的《罗马尼亚汉语教育的发展》、李明的《20世纪的瑞典汉语教育》、梁志桦的《新西兰的中文教育历史及其教学模式》、董淑慧的《保加利亚汉语教学史概论》等论文都是近年来国别汉语教育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是做好国别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历史学的所有研究都是建立在材料和文献的基础上的，这是它和理论研究的重要区别。近来这方面也有可喜的进展，汪维辉教授整理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46开启了国内国别汉语教育史文献整理工作，在国外做得较好的是日本，日本学者六角恒广《中国语教本类集成》47系统整理了日本各个时期的汉语学习教材，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学术进展说明，如果推进国别汉语教育史的研究，首要的问题就是要系统地收集和整理世界各国的汉语学习历史文献，对这些基础性的文献加以整理和翻译是展开研究的第一步。除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外，对各国重要的汉语研究者的著作和各个时期的汉语教材做个案的深入研究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在理论上，国别汉语教育史研究中有两点较为重要：一是注意在历史研究中展开对比语言学的研究，研究汉语与其他外国语言接触中的特点，注意吸收对比语言学的成果，48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各国的汉语教育的历史著作中总结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基本经验和规律。二是注意各国汉语政策和语言政策历史的研究，发生在国外的汉语教学不仅可以从对比语言的角度展开，也应注意语言外的影响，即别国的语言政策和汉语政策对汉语教学的影响。
语言政策是应用语言学的重要内容，但在以往的汉语教学研究中较为忽视，但一旦我们将汉语教育的历史研究扩展到国外，语言政策问题就成为一个事关各国汉语教育成败的大事。
第五，国外汉学史。一方面，各国的汉学家在他们进入中国各个具体学科研究之前，第一步就要学习汉语，因此，各国的汉学史为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文献。关注海外汉学史的研究，从中提取有关汉语教学历史的材料是展开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在历史上，不少汉学家本身就是汉语教学的实践者或领导者，他们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汉语教学的著作和文献，如法国的雷慕沙（Abel-Rémusat，1788—1832）的《汉语启蒙》既是他从事汉语教学的教材，又是西方汉学史的重要著作。实际上，如果做海外汉学史研究，忽略了这一部分，那也将是不完整的。这样，我们看到，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对象是包括对外汉语教育史和国内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史在内的世界各国汉语学习和展开汉语教育的历史。我们倡导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就在于，试图通过对各国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探讨汉语在与世界各种语言接触中各国汉学家和语言学家对汉语的认识和研究，总结汉语作为目的语进行教育的特点、规律和方法，以为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教学研究提供学术和历史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