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文讲过，我们对于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了解还很少，掌握的资料还很零散。有的同志曾经对这些资料进行过一定的梳理，但远远没有形成规模，更没有成为体系，研究方面还没有起步。我在这里提出一些思路，期望引起同人的兴趣和重视。

1.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从汉代开始，一直没有中断。发展的路子似乎有两条：一是学校教育，一是宗教的传播。

外国人到我国来学习汉语汉文，汉代就已经开始。付克先生在《中国外语教育史》18中讲到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时专为功臣樊氏、郭氏、阴氏、马氏的子弟设立学校，称为“四姓小侯学”。由于这所学校聘请的教师水平有时甚至超过当时的太学，名声很大，传到国外，引起外国人的羡慕，“亦遣子入学”。至于唐代，外国留学生就更多了。据记载，唐代的外国留学生都被安排在国子监的国学馆（国子馆、太学馆、四门馆、书馆、律馆、算馆），既学语言，又学文学及其他专业，学制是6—9年。唐代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高峰时期。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以后各朝。再如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开始在北京国子监设俄罗斯学馆，接受四名俄国留学生，学习中文。经过雍正，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俄罗斯学馆一直有学汉语的俄罗斯留学生，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俄国著名的汉学家。

除了中央政府之外，一些外国人聚居的地方也为外国人办学。如唐代宣宗大中年间四川节度使韦皋就在成都办州学专收外国人子弟，“授以教育”；南宋时广州、泉南办有番学，而且其他学校也向外国人开放。那里甚至也有高丽学生学习。

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跟宗教的传播有很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还是后来的基督教在我国的传播，都对对外汉语教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佛教是先由印度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不管是到中国来宣传佛教的印度等国的僧人，还是来中国学习佛法的朝鲜、日本僧人，都要首先学习汉语。对各国僧人的汉语教学，与政府办学教外国人汉语几乎是同步发展的。我们知道，自汉以来各朝各代都非常重视佛经的翻译，而参加译经的有不少是外国的高僧。他们在参加译经之前都要学习汉语，这是可以想见的。如果我们翻看一下《高僧传》，就可以发现许多外国高僧的小传中，多有“不久即通华言”“渐习华言”“又精汉文”“精汉文及梵文”等语。马祖毅先生在所著《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9中介绍外国在华译经的僧人时也提到他们学习汉语的情形。如东晋时的鸠摩罗什（350—409年），印度人，前秦皇帝苻坚派吕光去接他来华讲法，不料中途朝廷生变，苻坚被杀，吕光就把他劫持到凉州。吕光称王后鄙弃佛教，鸠摩罗什传教不成，但却学会了汉语。他在凉州居留了十五六年，才被迎到长安去译经。还有一位昙无谶，是西域人。匈奴酋长沮渠蒙逊请他译经，他因不懂汉语，没有立即答应。他学了三年汉语，才开始译经。

如果说那时关于这些外国僧人学习汉语的记载还太简单的话，那么，到了唐代，就要具体得多了。唐代关于朝鲜、日本僧人来华学法的记载是很多的。根据这些记载，我们知道当时把来华学法的外国僧人安排到长安的名刹西明寺学习。他们除了学习佛法以外，也要学习汉语、汉文化，包括书法、绘画等。所以西明寺可算是专门给外国僧人办的学校。

基督教的传入，同样促进了对外汉语教学。传教士们到达中国内地之前都曾刻苦地学习汉语。像著名的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等人的传记里，都详细地记载了他们学习汉语的情况。当时澳门是传教士到中国内地之前的集中点，在那里集中学习汉语。上海、杭州、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也都曾经是外国传教士入京前学习汉语的地方。

2.有对外汉语教学，就有对外汉语教师。历史上对此到底有多少记载，我们现在没底。我们可以沿着上面说的学校教育和宗教的传播两条线索去发掘。在学校教育方面，前述“四姓小侯学”“俄罗斯学馆”都有关于教师的记载，只是多未见姓名（雍正年间俄罗斯学馆有一位助教叫陈宪祖）。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早的有记载的有名有姓的对外汉语教师是唐代的赵玄默。《新唐书·东夷传》（中华书局，1975：6208—6209）说：“长安元年（701年）……遣朝臣真人粟田贡方物……开元（713—741年）初，粟田复朝，请从诸儒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即鸿胪寺为师。献大幅布为贽。悉赏物贸书以归。”

在宗教传播方面，我以为，那些教授外国僧人学法的中国僧人，那些与外国僧人合作译经的僧人，或者在基督教的传教中与传教士合作的中国人，许多应该同时也是那些外国僧人或传教士的汉语教师。有的传教士也延请中文教师。这样说，并非臆测。如利玛窦在一些书信中都提到过他聘请中国教师的事：

罗明坚神父给我留下了二三人帮我学习中国话。（1583年2月13日）

视察员神父训令我在今年内，加功读中文，今年我便请了一位中国先生。（1593年12月10日）

今年摒挡一切，请一位中文先生，试作中国文章，结果颇称顺利。每天听先生讲两课，又练习作一短文。（1594年）20

徐光启是被人们所称之为汤若望的汉文教习的。

据我们所知，实际上，他（汤若望）编辑他的一切作品时，都曾利用了中国职业学者的襄助的。21

这里提到的徐光启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他是我国明末的科学家。他中举之后做过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东阁学士、文渊阁学士等职。他与传教士有交往，他跟利玛窦合作著书译书不难想象，他同时也是利氏的汉语老师。

清康熙年间在华的马若瑟，是当时传教士中学中文最用力、水平较高的一个。马若瑟写过一部《经传议论》，方豪著《中西交通史》22说马若瑟“得力最大者，则为刘二至先生”，“二至为马氏之小学师”。

现在我们有许多对外汉语教师出国任教。其实历史上出国任教的教师也是各朝都有。而且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当然，这些人中不都是“专职的”对外汉语教师，有些人是在传播别的知识的同时教汉语的。这里举几个例子。

唐代高僧鉴真和尚其实也是一位对外汉语教师。这不是牵强附会。据《鉴真和尚东渡记》说，鉴真到了日本之后，当时的天皇下令以鉴真的读音作为汉字的标准音。这就是说，鉴真在传播佛教的同时，又在教汉语，起码是在教语音。

像鉴真这样一边弘扬佛法一边传播汉语的僧人，还有佛教黄檗宗的中国高僧真圆、超然、隐元、大成等。王立达编译的《汉语研究小史》23说，当时（1620—1784年）这些僧人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汉语研究集团。还有一位在1681年移住江户的僧人心越，也教了许多日本僧人学习汉语，并形成了一个研究汉语的中心。

《汉语研究小史》还记载了明末清初的学者朱舜水（之瑜）1659年为逃避清朝前往日本，应邀在日本讲学的事。朱舜水在讲学的同时，也教他的日本学生汉语，而且他的许多学生汉语都说得很流利，可见他的教学成绩斐然。

再看西方。自从传教士到了中国以后，西方各国纷纷兴起了解和研究中国的风气，于是就通过教会从中国聘请汉语教师。1688年时，英国牛津大学就有中国教师教汉语（可惜我们不知道他的姓名）。18世纪初法国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毕纽（Bignon）、尼古拉·弗雷烈（Nicolas Fréret）等一批著名学者曾跟当时在巴黎的一位中国修士学习中文。这位修士姓黄，是福建兴化人（可惜我们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武柏索先生在介绍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文章24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19世纪下半叶在该校任教的两位中国教师。一位姓王，另一位是湖北潜江人郭栋臣。他们都编写了许多对外汉语教材，其中以郭栋臣在同治八年（1869年）编的一套五册《华学进境》最为著名。

《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3期曾经介绍过正式受聘从1879年到188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教中文的戈鲲化。25据作者考证，这是去美国教中文的第一位中国教师。由于他教学成绩卓著，在美国影响很大。

3.谈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就不能不涉及教材。目前我们对此所知最少，但也不完全是空白。从几方面的情况推测，大概在教学的初期多采用我国的童蒙读物作为教材。比如百济（朝鲜古国名）的王仁在公元285年东渡日本，教皇子稚郎子学汉语，带去的书中就有《千字文》。《罗明坚传》也提到罗明坚在1581年9—10月间曾把一本中国儿童所用的“研究道德”的小册子送人。虽然到底是哪一本“小册子”我们不得而知，但这里指的显然是童蒙读物。另外，像《论语》《孟子》等也是经常做教材的。

但不能说古代就完全没有针对外国人特点的教材。较远的教材目前还没有看到，我们通过对某些书的观察，是可以得到佐证的。例如，日本留唐高僧空海和尚撰写的《文镜秘府论》26，是一本教写诗作文的书。钱锺书先生认为这本书“粗足供塾师之启童蒙”，郭沫若认为这本书反映了当时教外国人的方法。我们沿着二位学人的思路去考察这本书，姑且把它定位在教外国成年人的写作（诗、文）教材。书中大量地引用了唐和唐以前许多著名的诗论、文论，内容深奥，就是在当时也不是小孩子能够理解的。但却又做到了简单、明了、举例丰富，语言比较通俗（除序言外），这些都符合成年外国人的特点。这恐怕也是郭沫若所做的推断的依据吧。也就是说，空海在长安留学的时候，他的中国师傅就是这么教他的。

如果说把《文镜秘府论》看作是唐朝时对外汉语教材的影子还是一种推断（当然不是毫无根据的推断）的话，那么元末明初时的《老乞大》和《朴通事》可就是实实在在的对外汉语教材了。这两本书是公认的教朝鲜人学汉语的口语教材。作者不可考。吴葆棠教授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这两本书最早流行于我国辽东，后来才传到朝鲜，由朝鲜的学者做成“读解”。这就是说，这两本书是中国人所编无疑。我们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审视《老·朴》27，感到这两本书编得简直精彩极了，不管从实用上说，还是从语言功能、文化上说，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我们过去对《老·朴》的研究，是从语言学和文学的角度。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研究的，只见到南京大学吴淮南先生一篇关于《朴通事》的文章。显然是很不够的。《老·朴》作为历史上的对外汉语教材，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在五百多年前，就能编出这样高水平的教材，是很了不起的。这比西方外语教材从方法上，要先进多了。从这本教材看，我们也不应妄自菲薄。

4.我们还应该加强对现代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的研究，包括1949年以后对外汉语教学大发展的历史的研究。因为这个时期是对外汉语教学形成学科的最重要的时期，不管从哪个方面看，这短短几十年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20年代到40年代，就有老舍28、萧乾、曹靖华这样一些著名的作家学者从事过对外汉语教学，而且取得了很大成就。1949年以后，几乎所有的老一辈语言学家都直接从事过或指导过对外汉语教学。朱德熙在保加利亚教汉语时的讲义的亲笔手稿，至今还珍藏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现北京语言大学）；吕叔湘曾经做过《基础汉语》《汉语课本》两套对外汉语教材的顾问和审稿人；1984年王力大声疾呼：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给了对外汉语教学以强有力的支持；胡明扬更是身体力行，对对外汉语教学给予多方的关切和指导。在对外汉语教学界也出现了像王还、邓懿、吕必松等一批杰出的代表人物。在教材建设上，学科理论建设上，课程体系上，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些都说明，对外汉语教学已经成熟了，它可以毫无愧色地立足于学术之林了。

从上面提供的一些线索，我们可以看出：

1.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跟国力和社会开放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国力强盛，对外开放，因而对外汉语教学也快速发展。康乾是清代的鼎盛时期，对外汉语教学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也只有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给对外汉语教学得到空前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对外汉语教学才有了发展成为学科的可能。

2.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人物参与，它本身也造就了许多杰出的人物。这一点或许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好的传统。张清常在总结我国上古编写语文教学的经验时说过，“我国历史上许多重要人物很重视编写语文教育初级读物，而且亲自动笔。这不但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优良传统，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够得上是值得注意的事”29。这段话也符合对外汉语教学的情况。所有对对外汉语教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都应该载入对外汉语教学的史册。

3.对外汉语教学常被人讥笑为小儿科，对外汉语教材更为一些人认为不屑一顾。历史证明，这是一种误解或者偏见。拿上面说过的《老·朴》来说，其影响早已超出了国界，超出了对外汉语教学的范围。这两本书传到朝鲜之后，后来成了“钦定”的教材，成了朝鲜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更加令人深思的是，首先重视这两本书的不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人，而是语言学界和文学史家。他们把《老·朴》作为研究元末明初北京话和某些文学作品形成过程的重要材料。在我国，在朝鲜、日本、美国，都有不少论文发表。近些年来，对外汉语教材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比如邵敬敏、方经民合著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史》30、龚千炎著的《中国语法学史（修订本）》31都专门评介了对外汉语教材。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振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