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先期来华的西方人的汉语研究成果有利于他们理解、认识复杂的、可说是完全陌生的汉语。但是，它们毕竟只是语言学习的工具和知识，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以提高语言能力为终极目标的课本、教材。马若瑟在《汉语札记》“绪说部分”中说：“我把这本《汉语札记》推荐给他们（指传教士）……（他们）一旦掌握了本书的知识，就完全不需要字典了。”（张西平等编著，2003）他没有说可以用作教材，是很准确的。如果说，先期来华的西方人还来不及顾及这些问题，也没有条件提出这些要求的话，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一次次地发动侵略战争，清政府屡战屡败，各国使领馆员、传教士和商人等大批来到中国，这些问题就成了必须面对的现实。先行者的学习经历不能在无望中重复，他们对汉语的认识和研究成果也为突破传统、走出新路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840年以后，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向着第二语言教学跨出了历史的第一步。其重要标志就是在这一时期编写了大量教材；其中最富首创精神、影响最大的当数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下面我们就以它和相关的一些材料为例，说明这一时期教材的主要特点。

1.把所教的语言定位为北京官话口语。如前所说，早期学习汉语的很多西方人多有以古代书面语——“四书五经”为教材的经历，由于传教、外交等职业和生活的需要，他们又必须学习通行的口语；因居住地等的不同，在口语中有的人学了官话，有的人学了方言。也就是说，早期来华的西方人学习汉语面临着书面语跟口语不一致、官话和方言的分歧两大难题。他们曾为此做出过努力，如为了解决前一个难题，他们编写了以口语为基础的辞书、手册和语法著作，采用口语例释和注音。对于官话和方言的分歧，他们早就意识到“官话”在汉语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罗明坚在1583年致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说：“找一位能教我中国官话的老师非常困难，但我为传教非学官话不可。”（张西平等编著，2003）日本外务省的文件中也说：“西洋人之学汉语，数十年刻苦，仍烦其难，因其土语乡谈，到处各异。故不学京话难为庙堂公用之谈。”15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威妥玛编写了《语言自迩集》。《语言自迩集》的贡献和价值之一在于它不仅为口语教学提供了最早的教材，而且是最早定位于教授北京官话口语的教材，正如日本学者六角恒广描述的：“那时候可以说，不仅在北京，即使在世界上北京官话的教科书，除威妥玛的这本《语言自迩集》以外，再也没有了。”（六角恒广，1992）威妥玛能率先编写这样一本教材不是偶然的。他有作为外交官跟清政府官员和使馆雇员打交道的需要，有在英使馆负责教授海外雇员汉语的经验，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北京官话口语在汉语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为一般人所不及的认识。他在《语言自迩集》初版“序言”中说：“‘官话’不仅是官员和文人的口语媒介，而且也是中华帝国近五分之四的人的口语媒介。”“北京话的特征正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其他各种官话。”他在书名下面堂而皇之地写下了“专供学习通行于首都和直隶衙门的汉语口语的学生使用”，表示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四书五经”的书面语教材，也不是一本教授其他方言的教材。《语言自迩集》的出版和被广泛采用对形成并确立北京官话口语在对外国人汉语教学中的地位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以课文为核心，把语言规则的说明、讲解跟课文结合起来。《语言自迩集》的每一单元都编写了课文，所有的中文课文都安排在第一卷；同时又为每篇课文的有关词语做了注音、释义和语法说明，它们都按相同的顺序安排在第二卷，既把课文作为语言学习的材料，又使它成为语言规则的载体。《语言自迩集》的体例有利于把语言规则的教学跟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结合起来，协调前进，最终达到提高语言应用能力的目的。这种体例既不同于传统母语教学的《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以至于元末明初最早的外国人学习汉语用的《老乞大》《朴通事》等只有课文、不讲（当然也不可能有）语言规则的模式，也不同于仅仅为了说明语言规则、语言知识的理论著作和辞书，体现了第二语言学习的特点。威妥玛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他认为：“目前有一些出于理论目的编写的官话语法专著，程度较高的学生细读之后，可以获益；但我不相信在开始阶段，这些著作，或者我批阅过的任何语法，对掌握口语会有帮助。”（鲁健骥译，2002）他把有益于“程度较高的学生”“出于理论目的编写的语法专著”跟“在开始阶段”“对掌握口语（语言能力）有帮助”的教材区别了开来。威妥玛对汉语研究有着很深的造诣，《语言自迩集》至今被人列为“语言学经典”，认为“有不少超前的研究”，是语言研究的“富矿”。同时，从上面的这段话里，我们也似乎看到在语言教学中，威妥玛已经有了把理论语法跟教学语法相区别的意识。

除以上两点以外，《语言自迩集》还有如下一些优点：课文内容密切结合日常语言交际的需要，可以说大体上包括了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从初见寒暄、亲朋往来、孩子学话到官场陋习、家庭伦理等等。为了把生活中的某些情节纳入教材，由著名爱情故事《西厢记》改编来的“践约传（秀才求婚）”甚至编进了张生在船上遇见了外洋人并为他们解读汉语字帖、几个外国人在码头围猎打鹿等场景，以至编者不得不在第二版的“序言”中检讨“疏忽”，提醒读者。一本第二语言学习用的教材的实用价值，除了取决于它的语言是否采用当代通行的语言以外，还要看它是否真实地和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六角恒广在批评有的汉语教材脱离社会实际时说得很对：“其中看不到表现中国现实的活生生的东西。这种情况意味着中国语教育的停滞。”（六角恒广，1992）在学习方法上，《语言自迩集》注意练习和实践，在第三章编进了四十个练习。关于语音学习，强调“学生从一开始就要每天听老师一遍一遍朗读其中的一部分，他大声跟读，这样才能学好”。在第五章“谈论篇”的课文中提醒学习者要多跟各方面的人交谈：“无论他是谁，但凡遇见个会说清话（汉语）的，你就赶着和他说。在有那清话精通的师傅们，也要到他们那儿去学，或是和清话熟悉的朋友们，时常谈论。天天儿看书记话，平常说惯了嘴儿，若照着这么学，至多一两年，自然而然地，就会顺着嘴儿说咯，又愁什么不能呢？”“他（指汉语说得好的外国人）也是学会得罢咧，并不是生了来就知道的啊！……咱们只要拿定主意，用心去学，虽然到不了他那个地步儿，料想也就差不多儿咯！”（威妥玛，2002）《语言自迩集》还十分注意由浅入深的原则，如第三章课文为“散语篇”的词语和单句，第四章为“问答篇”的简单会话，第五章为“谈论篇”的成段口语，第六章为“践约传（秀才求婚）”的较长篇幅的阅读，课文由易及难，难度逐步提高。

《语言自迩集》出版后，影响很大。在它的带动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论是西方人还是日本人，很快编写出了各自需要的汉语教材：今天能看到的在中国出版的原书或书名的就在五十种以上。16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日本：明治维新后在驻华使馆学习官话的日本留学生正在为找不到合适的教材而困惑的时候，发现了《语言自迩集》，他们立即雇人抄录，用作教材。接着又以此为底本，陆续编写、出版了《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1879）、《总译亚细亚言语集》（1880）、摘编本《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1880），通行一时，从而加快了日本的汉语教学从南京官话向北京官话的转变。1881年，日本正式废除南京官话教学，开始了北京话（日语称“千国语”）时期（六角恒广，1992）。我们还注意到，《语言自迩集》似乎还直接影响了日本一些汉语教材的编写体例和内容。如六角恒广在其著作中曾设专节介绍的《急就篇》，它从1904年出版到1945年共印制一百七十多版，1952年的时候还在使用。《急就篇》分“单语”“问答”“散语”等章；除中文本外，另有总译、发音、罗马字等册，这跟《语言自迩集》分“散语”“问答”“谈论”等章、卷有中、英如出一辙。更巧的是，《急就篇》和《语言自迩集》第一单元都以数词开篇；《语言自迩集》最长的课文是故事“践约传（秀才求婚）”，《急就篇》最长的课文也是一个故事，叫“桃郎征鬼”。另外如《燕京妇语》也用了以汉语本文为上册、口语译文为下册的方法。除日本外，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波波大（1824—1913）1902年离华返国，在彼得堡大学任教时，也用过《语言自迩集》（张方，2004）。在俄罗斯，它被认为是迄今（1902年）为止最好的课本。在韩国，近年曾发现它的配套教材《文件自迩集》，证明它也在朝鲜半岛使用过（鲁健骥译，2002）。

更加值得称道的是威妥玛为学习北京官话口语制定了后来被称为“威妥玛式拼音”的汉语拼音法式。这个拼音法式在1958年中国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前，一直在国际上很多领域内被广泛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