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明末以后，早期来华的西方人也曾以“四书五经”为教材。法国传教士马若瑟（1666—1736）在1728年撰写的《汉语札记》中记述：“当我开始我的中文学习时，我得到的是‘四书’。”新来的传教士“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学习中国的‘四书’，就像中国的学童从小就用心学习那样”。

学了《孟子》《论语》《大学》《中庸》（即“四书”）以后，“更高的一级”是《诗经》《书经》《易经》。他认为学习汉语是个“平淡而又漫长的过程”（张西平等编著，2003），但是他们并不能适应这个过程。利玛窦（1552—1610）1582年8月来华，一到澳门就学习汉语，日常的语言交际似乎已能应付，并开始讲道，但是他还是在来华后的第十一年即1593年起，开始攻读“四书”。他感慨地说：“在老年期又做了小学生。”12这既是利玛窦的无奈，又是早期的西方人进入一个他们非常陌生的语言环境的必然。罗明坚在澳门学习汉语时曾遭同伴的埋怨：“浪费大好时光学习什么中国语言”“从事一个毫无希望的工作”（张西平等编著，2003）。最早来北京学习汉语的俄罗斯驻华宗教使团也是“直接以中国古典书籍为教材”。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公会1742年曾命令宗教使团成员“在北京必须同当地居民自由交谈，以便改善传道方法”。但这个命令无法实现，因为先行来华的宗教使团成员回答说：“据说要了解它（汉语），那些在北京住了七年的人都不能做到。”（李逸津，2004）这是罗明坚、俄罗斯宗教使团的无望。无论是无奈还是无望，这些肩负着特殊使命的西方人必须寻找汉语学习的新途径。在这里我们似乎听到了敲打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之门的最早声响。

他们注意到了要完成自身的特殊使命，要尽可能快地达到“同当地居民自由交谈”的水平，必须把精力放在口语学习上。而口语的发音，经常使用的词语的意义，和句子的理解，又是这些对汉语知之甚少的西方人必须解决的难题。《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中说：“中国话全部是由单音节字组织起来的。中国人利用声韵和音调来变化字义。不知道这些声韵就产生语言混乱，几乎不能进行交谈，因为没有声韵，谈话的人就不能了解别人，也不能被别人了解。”（张西平等编著，2003）马若瑟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于初来乍到的传教士们，没有比拥有一部字典更值得令人高兴的了，因为看来这似乎是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唯一的途径。”他介绍了《康熙字典》《说文解字》等辞书，但只是为了“有助于日后专心阅读四书”。他已清楚地看到了这些辞书的局限性，在其《汉语札记》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口语（官话），他以元杂剧和《水浒传》等白话文著作为对象，以语法为重点，包括语音、汉字、词语注释等方面，系统地研究了汉语语言规则。他希望这本著作能取代中国传统的辞书（张西平等编著，2003）。第二语言学习的特点是学习者多有明确的目的，有良好的母语能力和知识，有成年人的认识、理解语言的能力，等等；而早期学习汉语的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在这些方面比起一般第二语言学习者们有着更强的优势。他们一旦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汉语以后，就势所必然地会以同中国传统的语文研究不同的角度、理论，对汉语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观察和研究。这些研究在明末清初时期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创制了罗马字拼音制式、编写了双语辞书、撰著了语法著作，也就是语音、词汇和语法。罗明坚、利玛窦编纂的以罗马字注音的双语词书《葡汉词典》（1588），创制第一个罗马字汉语读音方案的利玛窦的《西字奇迹》（1605），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罗马字注音的利玛窦、金尼阁（1577—1628）的《西儒耳目资》（1626），西班牙传教士瓦罗（1627—1687）编写的《华语官话语法》（1703），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的《华英词典》（1823），以及上面提到的马若瑟的《汉语札记》（1831），等等，都编写或出版于这一时期。单就汉语辞书一项，据王立达编译的《汉语研究小史》13的统计，1575—1800年出现过的就有六十五种之多，流传至今的有五十种。尽管1840年以后，西方人创制的拼音制式多有创新，辞书的数量和质量也有大幅度的提高，对汉语语法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但我们仍然可以说，拼音制式的创制、汉外词典和研究汉语语法著作的编写，发轫于这一时期，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特色。

这一时期来华西方人中的先行者们的研究及其成果不仅在学术史上有其自身的价值，也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朱德熙先生说过，当一名“合格的汉语教师”，首先要“对现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有相当广泛、深入的知识”，又说：“汉语研究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14我们不妨做一比较：元末明初的《老乞大》《朴通事》虽然“传写诵习”多年，其间出现了多种版本，但它们始终只是以课文内容切合使用者的交际需要，区别于传统语文教学使用的教材——“四书五经”，而没有利用成年人纯熟的母语能力和思维能力，给以语言规则的说明。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现代语言学在中国土地上还不见踪影的时候，《老乞大》《朴通事》在当时受到的普遍欢迎，还有人为之作“谚解”“集览”，就已经很好地说明其价值了。从这一点再来看明末清初时期西方人的汉语研究，就更可以认识它对后来对外汉语教材出现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