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十三行机制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高涨

面对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商人都来广州贸易的繁荣局面，清政府建立和实施一种“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行商经营和管理制度，外国人称为“广州制度”。所谓行商，是指清政府特许的专门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亦称“洋商”，在广东俗称“十三行”。但“十三行”只是作为经营进出口贸易特有集团的统称，并不是说只有十三家。实际上，只有道光十七年（1837）刚好是十三家，即伍绍荣的怡和行、卢继光的广利行、潘绍光的同孚行、谢有仁的东兴行、梁承禧的天宝行、潘文涛的中和行、马佐良的顺泰行、潘文海的仁和行、吴天垣的同顺行、易允昌的孚泰行、罗福泰的东昌行、容有光的安昌行、严启昌的兴泰行。

福建的行商，康熙时有Limia、Anqua、kimco、Shabang、Canqun五家；雍正时有Snqua、Cowlo、许藏兴数家；乾隆时有林广和、郑德林等数家；嘉庆时有洋行八家和大小商行三十余家。^[32]

康熙五十九年（1720），洋行商人为了避免互相竞争，订立行规，组织垄断性的“公行”。之后，为了便于管理海外贸易，又于乾隆十年（1745），在行商中指定一家为“总商”，广东以伍绍荣和卢继光为“总商”；福建指定Limia为总商。^[33]承充行商者必须是“身家殷实之人”，并由官府批准发给行帖，才能设行开业。行商又因“捐输得官”，称为“某官”“某秀”。可见，行商承袭了历史上官商的传统，具有一定的独占权。它是以封建政权在对外贸易方面的代理人的身份出现的，具有半官半商性质。他们的主要职责如下。

（1）代纳关税。“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34]

（2）代购销货物。“外番各国夷人载货来广，各投各商贸易。……准带来货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销售；所置回国货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35]不过，嘉庆二十二年（1817）后“已有多少变通，仅余少数货物如出口丝茶、人造生棉纺织品尚为公行行商一手操纵而已。其他商品各由外商船长与内地行栈私相交易之”。^[36]

（3）代办一切交涉。“凡夷人具禀事件，应一概由洋商代为据情转禀，不必自具禀词。”^[37]而清政府的官员也不能同外商直接会见，清政府的一切命令、文书均由行商向外商转达及监督执行。如“外国人想去澳门或者从澳门回到广州，必须通过行商请求当局发给护照”。^[38]

（4）监督外商。行商要防止商馆的洋人在居住及外出时不遵守《管理夷商办法》，监视洋人游览时遵守八项规章中所列有关事项。

总之，举凡中外商品之交易，关税船课之征收，贡使事务之料理（包括招接、翻译、贡使护送及贡物接纳等项），外商事务之取缔（包括招接、翻译、约束、防范，以及传达政府的命令，调停中外纠纷等项）及商务、航线之划定，无不操之于行商之手。行商不仅垄断海外贸易，而且其他中外交涉事件，也由其居间经办，是外商与中国政府联系的媒介，实际上具有经营海外贸易和经办、交涉事务的双重职能。因此，外商与行商休戚相关，来往频繁。他们一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选择和安排（或重新安排）“他们的保商，保商必是十三行中的一家”。^[39]外商投行后，就住在该行商设立的商馆之内，贸易亦在商馆内进行。进出口贸易的经营权，亦由行商操纵。这个广州制度虽然有它封建垄断性的消极一面；但另一方面，它对当时的海外贸易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首先，在当时外商对中国情况不熟悉，又不通中国语言的情况下，行商在外商与清政府之间提供联系，在外商与中国商人之间提供贸易方便，起了沟通的作用。其次，由于行商代洋商缴纳关税，外国商人免了报关缴税的麻烦，得以集中精力进行贸易活动。所以，清代前期，在中国仍是一独立主权国家的条件下，建立行商制度，是便利于海外贸易发展，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的，正如道光十年（1830）英国下议院对在广州进行贸易的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

外国商人对于这整个广州制度（它在实践中经过种种修改）是怎样看待的呢？1830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中的极为重要的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40]

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这同广东“十三行商”存在不无关系。以前曾有不少学者只看到行商垄断贸易消极的一面，把它看作是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主要内容和标志，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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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启臣，中山大学教授；庞声秀，中山大学教授。

[2] 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报告》1981年7月，第7页。

[3] 戴逸：《论康雍乾盛世》，2003年2月23日北京图书馆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讲稿。

[4] 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DECD Development，Paris，1998.

[5]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第4页。

[6] 考太苏：《皮莱斯的远东概览》第1卷，序言。

[7] Robert Park，These Form the Land of Sinim：Essays on Chinese Questin，p.61c.

[8] Geo Philips，Early Spanish with Chang Cheow.《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4期。

[9] 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组编《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第119页。

[10] 《福建巡抚常赍奏折》，《文献丛辑》第176辑。

[11] 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算》，《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12] R.C.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Lisboa，1963，pp.47、61、64、128、138、144、147、153、157、164、169.

[13] 贡德·弗兰克（Andrew Gunder Frank）：《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局，2000。

[14] 《明史》，卷75，《职官四》。

[15] 《清髙宗实录》，卷550。

[16] 考太苏：《皮莱斯的远东概览》第1卷，序言。

[17] 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8，第301页。

[18] 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19] 根据《粵海关志》卷24第34～40页的数字统计。

[20]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2。

[21] 转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第115、119页。

[22] 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东方出版社，1998，第301页；Chinses Repository，Vol.11，p.289，1833年11月号。

[23]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31。

[24]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

[25] 黄启臣：《澳门通史（远古—1998）》，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第48页。

[26] H-J-de santos，Os Portugueses em solor，de 1555al720.

[27] 袁钟仁：《广州和美国的早期贸易》，《岭南文史》1989年第1期。

[28] 亚历山大·贝格：《不列颠哥伦比亚史》，多伦多，1999，第25页。

[29] 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6，中华书局，1959。

[30]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4，第86～87页。

[31]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4，第86～87页。

[32] 周凯：《道光厦门志》卷5。

[33]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国立编译局，1937，第68页。

[34] 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五，《行商》。

[35] 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五，《行商》。

[36] 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Vol.Ⅱ，p.389.

[37]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第230页。

[38]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第193页。

[39]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张汇文等译，三联书店，1952，第84页。

[40]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4，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