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还有一种说法，也为不少人接受：十三行乃商馆之名。这便是视“十三”为实数，认为十三行因十三家商行而得名。而这也是有演变过程的，似乎也有道理，并且为后来不少学者所接受。

斐化行著的《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上，是这么具体记载的：明嘉靖年间“商业的利源，是被原籍属于广州、徽州、泉州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有人认为，十三行是由三十六行转化而来。吴仁安于《明代广东三十六行初探》一文里，在探讨明代海外贸易的变化时，对明万历年间（1573～1620）周玄暐著的《泾林续记》的一段话加以分析，这段话是“广属香山为海舶出入禁喉，每一舶至，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异诸物，多有至数万者，先报本县，申达藩司，令舶提举同县官盘验，各有长例。而额外隐漏，所得不赀，其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已。继而三十六行领银，提举悉十而取一，盖安坐而得，无落书刑杖之劳”。据此，吴认为，明万历年间出现的三十六行，是由官牙转化来的承揽外贸的商业团体，而三十六行之名，“只不过是明代对‘各行各业’的一种习俗的称谓”，是就其成数而言，由于行商数目长期“在十三家左右”，所以，“明末时期人们干脆把它称为‘十三行’了”。^[7]

其实，上述文字仅属推理，但“十三行商馆”“十三行夷馆”种种说法亦纷纷见诸文字，如说某个时段，刚巧就有十三家行商，有名有姓有行号；也有列出十三个夷馆，大致也有国名什么的。一般认为，最早见诸文字的，则是在明末清初的岭南学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尤其是其竹枝词里“洋钱堆满十三行”，而这却写在康熙开海的1684年之前近20年，那时，并无十三家行商，更无十三夷馆，而屈大均是在经澳门去投奔抗清队伍，这十三行与十字门同在一首诗中，是宏观的描述，还是泛指什么？

这就带出了第三种说法。这便是，十三行是一种制度，一种外贸机制的代名词。

康熙开海之际，当是广东巡抚李士桢，两广总督吴兴祚，粤曲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发布了《分别住行货税》文告，规定国内贸易为“住”税，赴税课司纳税；对外贸易作为“行”税，赴海关纳税。因其将国内贸易称之为“金丝行”，对外贸易则为“洋货行”——也就是十三行，故有“立十三行”之议。

既然行为外贸之税，十三行乃洋货行，可是在设立海关之前，屈大均诗中已有十三行，且在20年前了，又何以此时称“立十三行”，那么，此外之“立”又是何意？显然，屈大均诗中的十三行是已存在的商行，那么，吴兴祚要立的十三行，其意义则不在指具体商行，亦有人认为，因为“开海”前，做外贸的商行不多，其义是要扩展到十三家，这未免就有点牵强了。

进而再议“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这是梁廷枏的《粤海关志》的“行商”一卷中说的，前边是“国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外商来了，“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舶，仍明代怀远驿旁建屋居番人制也”。认真解读，当应理解这是设立一种外贸的制度，包括劳以牛酒，牙行主之，令外商居停十三行——这是明代沿袭下来的，在怀远驿建屋居番人制也。

在理解吴兴祚之《吴留村条》中：“郑氏既降，公又奏通商舶，立十三行，诸番商贾，粤东赖以丰庶”一语，其“立”字，当已不是屈大均诗中所指的所谓商馆的十三行，而有另一层意义了。

梁嘉彬是这么解读的：“十三行原为官设牙行（简称官行），其后权力逐渐扩充，乃成包办洋务（贸易与交涉）之团体（初称洋货行，后简称洋行）。”^[8]这无疑是一种制度性的，其功能特指的洋务团体。

这种解读，与指称地域之名，商馆之名相比，当更迫近了历史的真相。所以历史学家吴晗认为，十三行是早期欧洲人东来阶段广州商人中“一个新兴的商业资本集团”。^[9]这更扩大了十三行的内涵，进至金融资本的层面上。但这并未穷尽十三行的历史含义。尤其是“沿明之习”的理解，习是指这一集团制度的沿袭，还是一种传统，一种习俗或惯例。

我们终于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