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十三”的解释，几百年来，可能有上十种之多，各自引经据典，力排众议，以确定自身的认证无可非议。参与争论者，无疑有著名的大学者、史学家，也有刚刚崭露头角的新锐。论文林林总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为此，梳理一下这些论辩，尽可能归纳出相近的结论，方可找出历史的真相来。

根据所掌握的论文——这也许还有相当的遗漏，我们大致可分出几种。最主要的一种观点认为，“十三行”是一个地名。其依据不仅仅是广州西关当今还有一条“十行路”，而且找到了可以考证的史料，在李国荣、林伟森主编的《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一书中，第一章“开海贸易”的注4，用非常肯定的口吻称：

十三行是地名。此名明朝便有，但不是因有十三家洋行而得名。据《广东新语》一书，“货语”461条“赎货篇”载：广东琼州府领十三州县，各种推销货物集中于此地，又称十三行货，所以人们将此地称之为“十三行”。在清代，对外贸易的机构往往称为“洋行”，而在“十三行”一带开展对外贸易最多，于是人们将十三行“地名”与“洋行”混在一起，称之为“十三洋行”。其实十三行与洋行多少并无关系，洋行时多时少，最多时有几十家，有时刚好十三家，最少时只有几家，所以说，“十三行”只是地名。当时的十三行地区，在广州西城门外，即北到今天的十三行路，南至今天的西堤马路一带。^[2]

当年的外国学者也这么认为。《广东十三行考》的作者梁嘉彬，在1981年为《中华百科全书》写的“十三行”词条中，引述道：

当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之前，已有海道副使汪柏立“客纳”、“客纪”准备与葡人交易，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为之的纪录，盖因输出货大宗货为茶、丝、绢布、瓷器、漆器之故，不得不以徽州、泉州及广州商人分别经纪其事，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已有集中于广州为输出入总口之势。近查萧濬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可以看出当时已有十三家商号（行）在广州垄断贸易，葡人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入居澳门之前，已经和广州当局及商号有广泛的接触了。这些商号便是后来为世所熟悉的“广州（广东）十三行”。^[3]

这更进一步确定商号有十三家，故所在地为十三行。

上述两部著作均出自史学权威之手，梁嘉彬已为众所熟悉，乃著名历史学家，广东十三行天宝行第六代梁经国的传人，1937年出版《广东十三行考》时，年仅27岁。李国荣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主任，林伟森为十三行所在地荔湾区档案局局长。而这一主张，更登载在诸如“百科全书”、历史“纪略”这样颇具典籍意义的书本上，可以说，是占了上风，为众多学者、专家认同。

作为地域名出现的，甚至在古代作品上。如著名诗人、顺德罗天尺，在其《冬夜珠江舟中观火烧十三行》一诗中，其序称：“十三行在羊城太平门外，夷商贸易处也。洋货山积，中勾番楼，备极华丽。”这是乾隆八年（1743）的事，及至乾隆十五年（1750），香山张甄陶，在其著《论澳门形势状》中更有：“近日宿冬，夷人住省竟不回澳，即在十三行列屋而居，危楼相望，明树番旗，十字飘扬。”^[4]这是中国人的记载。

外商也有类似的记载。瑞典教士彼得·奥斯贝克于乾隆十六年（1751）乘该国“查尔斯王子号”抵广州，在其日后所著的《中国和东印度公司旅行记》中，专门提及十三行：

商馆是对一批建在河岸边和河桩上的房子的统称，是欧洲商船在此停留时，中国商人出租给他们的……商馆楼只有两层楼高，但非常长，一头伸延到河边，另一头对着的是十三行街。十三行大街上有商铺，还有工匠，漆匠和做珠母的。^[5]

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贡斯当，著有《中国18世纪广州对外贸易回忆录》中称：

欧洲产商行因其挂在高杆上的旗帜而与众不同……建筑，这些商行的地方叫做十三行，该街就被称之为“十三行街”。^[6]

类似这些写法的还有很多，中外皆有，这里也就不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