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朝整顿行商制度的努力

为规避行商“勒索”，英商采取与中国商人合作投资方式，变相改变了清政府规定的以货易货贸易方式。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早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即上奏朝廷：“夷商航海，前赴内地贸易，向来不过将伊带来之货物售卖，就粤贩买别货，载运回国。而近年交结夷商，多有将所余资本，盈千累万，雇请内地熟谙经营之人，立约承领，出省贩货，冀获重利。即本省开张行店之人，亦有向夷商借领本钱，纳利生理者。”^[10]可见，英商借向中国商人投资打进中国内地市场，达到规避行商环节的目的。清政府严格限制行商的贸易行为，禁止行商接受外商投资。乾隆四十五年（1780），行商颜时瑛等违例吸收外商投资，因欠巨额债务而“任听夷人加利滚算”。广东巡抚李湖奉旨查办，“所有泰和裕源行两商资财房屋，交地方官悉行查明估变，除扣缴应完饷钞外，俱付夷人收领，期于银两，着联名具保商人潘文岩等合作十年清还，庶各行商人不能私借夷债”，并告诫外商“嗣后不许违禁放债，如有犯者，即追银入官，驱逐出国”。李湖分析债务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向来外番各国夷人载货来广，各投各商交易，行上惟与投本行之夷人亲密，每有心存诡谲，为夷人卖货，则较别行之价加增，为夷人买货，则较别行之价从减，只图夷人多交货物，以致亏本，遂生借饮子换票之弊”。行商虽为对外贸易代理，其实也是独立贸易主体，赚取商业利润本无可厚非，况且行商承担代理职能本身就存在风险。广东当局为规范行商行为，维护行商制度的正常运转，防止行商为外商操纵，决定“请自本年为始，洋船开载来时，仍听夷人各投熟悉之行居住，惟带来货物，令各行商公司照时定价销售，所置回国货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选派廉干之员，监看稽查……务使交易公平，尽除弊窦，所有行用余利，存贮公所，先定钞饷，再照分年之数，提还夷人”。^[11]乾隆四十九年（1784）更进一步规定外商当年交易完成即还清利钱：“夷人回国时，亦止准于立定年限内，按本起利，如逾限托故不来，即停止利限，尤不得以利作本，违利滚剥。”^[12]嘉庆八年（1803），清政府重新整顿行商。粤海关监督德庆奏称：“今欲整理关务，须察商情，欲除弊窦，须专责任，惟有于各洋商中，择其自家殷实居心公正者一二人，饬令总理洋行事务，率领各商与夷人交易货物，务照时价一律公平办理。”^[13]总之，仍以维护行商的代理性质为要务。但由于行商经营成绩不佳，到道光九年（1829），“止有闭歇之行，并无一行添设”。粤海关监督延隆认为，这是由于“从前开行，止凭二商保结，即准承允。今则必需总散各商，出具联名保结，方准承允，在总商等以新招之商身家殷实与否，不能调悉底里，未免意存推委，倘有一行不保，即不能事允”所致。在延隆看来，前任德庆的公推总商办法过于拘泥担保所需道德要求。他希望稍加变通，建议：“嗣后如有身价殷实，具呈情愿充商，经臣察访得实，准其暂行试办一二年，果其贸易公平，夷商信服，交纳税项不致亏短，即请仍照旧例，一二商取保着充，其总散各商联名保结，应请终止，如此略为变通，于国课商情均有裨益。”^[14]但直到嘉庆十七年（1812），两广总督邓廷桢会同粤海关监督文祥上奏仍称暂行试办办法也有“人心叵测，安知其不予试办一二年内巧作弥缝一求遂其承商骩法之计，迨至限期取法，漏庀已形”之弊，因此“仍请复归联保旧例”。^[15]其实，寄希望于商家弃私为公，本来就是水中捞月，而以承包方式变通，又会有竭泽而渔之弊。作为贸易代理的行商，在公私之间自然难以两全。

清政府也曾酌情减少关税以利通商。道光五年（1825），浙江巡抚黄鸿杰奏称：“今所征税银较多，罗呢增至五六倍，较哔叽缎增至十倍有余，税重利轻，是以报纳者甚少。此在从前刊定税则，自系因时制宜，而物价贵贱，既有今昔不同，亦宜量为比照酌减。应请将上等羽毛缎照多罗呢例，每丈作八尺九折，征税一钱八分，次下羽毛缎照哔叽缎例，每丈作八尺九折，征税一钱八厘，以期商通课裕。”此议获得朱批许可。^[16]道光十年（1830），清政府再次降低关税。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奏称：“各国夷船来粤，向照西洋船例，分三等征钞。康熙二十四年定为酌减二分。嗣奉部行西洋船照东洋船例酌减……请嗣后各国夷船进口规银，仿照康熙二十四年酌减洋船钞银二分之例，将一二三等各船规银，均减去十分之二，以昭公溥。”^[17]

当然，由于清朝奉行重农主义经济政策，对外贸易需要有限，以至于部分清朝官员对对外贸易制度并不明了。如闽安左营都司陈显生便如是驳斥英国船主的入关要求：“贵国体制亦有设立关口，遇有外来船只，亦不许轻易而入，必须请示贵国国王定夺，虽天各一方，而法度无二。”^[18]这些情况在所难免，不足以推翻上述关于行商性质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