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生活赐予论

臧克家认为意象是生活给予的。“生活”，是他创作的土壤和源泉，也是他论诗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他在80年代回顾自己写作的文艺随笔中谈到，由于对生活的认识、对文艺的看法，加上长期从事创作的一些经验，才有了个人对文艺、对诗歌的一些见解。而这些见解，从内容方面概括地说来就是：“新诗必须表现现实，表现人民的生活；必须与时代精神结合，富于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10]可以说，这是他的文艺观，也是他的人生观。“生活”以其丰富的内涵被编织在他诗歌创作的锦缎里，闪耀着他诗格和人格的华彩；“生活”以其沉甸甸的分量贯穿在他诗论的字里行间，铸就了他诗论和文论的风骨。在《生活——诗的土壤》一文中，他从文字入手，谈到意象和意象的形成：“字句的推敲，意义不在它本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单是在字句上追求漂亮，而是求其一丝不差地去表现诗人心中的意象，而这个意象，是生活给他的，活在他心上的，它生动、有色、有声，象满了月份的胎儿，非要求一个独立的生命不可。”^[11]他在《诗》一文中又说：“‘诗’，从生活里萌生出来，带着生活赋予的声音、光彩和意义，它再以它的声音号召，它再以它的光彩闪耀，它再以它的意义显示。”^[12]这些话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意思：第一，意象是生活赐予的，带有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和生动性；第二，这个意象是诗人“心中的意象”，“活在他心上的”，包含诗人的意念、愿望和情感；第三，由生活在诗人心中受孕而产生的意象，是一个独立的有声有色的生命体；第四，这个生命体又回归生活，发挥它的作用，显示它的意义和价值。这一切，“生活”是源头，是起点，离开了“生活”，就没有诗歌的意象，也就谈不上发挥诗歌的艺术作用和社会作用。可见，臧克家把“生活”摆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既然意象是生活给予的，那就必然牵涉到诗人对生活的态度问题。在诗人和诗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臧克家看重的是“生活”：“诗人，他不是为了写诗活着，而是为了生活。以诗为生活的人，他没有诗（有，也只是他自己的），因为他没有生活。只有懂得生活的人才懂得诗，生活对他有多深，诗对他有多深。只有能把握生活的诗人，才能产生有意义有价值的诗。”^[13]这是对生活与艺术的辩证法的一种概括。要懂得生活、能把握生活，首先就得深入生活：“‘深入生活’，入到生活深处，去观察、体会、摄取。”^[14]“一个诗人须得先具有一个伟大的灵魂，须得有极热的心肠，须得抛开个人的一切享受，去下地狱的最下层经验人生最深的各种辣味。还得有一双灵敏得就要发狂的眼睛，一转之间便天上地下，地下而又天上。”^[15]这就对诗人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要求诗人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具有高尚的人格、火热的心肠、敏锐的眼光和能经受生活考验的胆识。臧克家还进一步要求诗人：“必须带着认真的、顽强的、严肃的生活态度和强烈的燃烧的感情。从一定的立脚点，从某个角度里去看人生，爱憎分明，善恶昭然，这样，客观的事物才能在感情、思想、感觉上，起剧烈的反应作用，而使诗人和客观的事物结合、拥抱、亲切，而不是立在漠然不关的情形之下。”^[16]在这样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支配下，诗人去深入生活，观察生活，体味生活，生活就会赐予他灵感和想象，赐予他缤纷的意象和动人的诗篇。他以自己的诗歌《难民》为例，说明自己由于对农村生活的贴近、熟悉和热爱，在创作中“一字之易”，结果使诗境大变。《难民》这首诗的头两句，最初是“日头坠在鸟巢里，/黄昏里还辨得出归鸦的翅膀”，诗人不满意第二句诗，因为他觉得还没有完全表达出他心中的诗意的“黄昏”，于是后来改为“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这样苦苦推敲，是“为了求其不‘隔’，求其恰切地表达出心中的意象，也就是自然与生活的真实情景”。^[17]这是艺术的推敲和打磨，更是生活赐予的神来之笔。

正因为意象是从生活中来的，所以他把“生活”作为衡量和评判诗歌的标准，批评了那些与生活隔离而躲在个人的小世界中歌唱的诗人。他认为徐志摩坏的影响多过好的，“他只从英国贩过一种形式来，而且把里边装满了闲情——爱和风花雪月。他那种轻灵的调子也只合适填恋歌，伟大的东西是装不下的”。他还批评了戴望舒的诗歌，“从法国搬来了所谓神秘派的诗的形式”，“我觉得这样的形式只好表现一种轻淡迷离的情感和意象”。他基本上肯定了闻一多的诗歌，“在内容上表现一种健康的姿态”。^[18]姑不论他对外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态度，单从“生活”这个角度看待徐志摩、戴望舒和闻一多等诗人，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