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学

儒家五经之学，为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之核心。经学一词，当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之经学，专指儒家通过对诸经之训诂、考据与阐释，以求得圣人之微言大义，自汉至清学者所言经学，多指此而言。广义之经学，则诚如日本学者本田成之云：“所谓经学，乃是在宗教、哲学、政治学、道德学的基础上加以文学的、艺术的要素，以规定天下国家或者个人的理想或目的的广义的人生教育学。”[14]近代以来，多指此义，则几至无所不包矣。徐复观以为，若就经学而论，经学之精神、意义、规模，虽至孔子已奠其基，但经学之所以为经学，亦必具备一种由组织而具体化之形式。此形式至荀子而始挈其要，至秦方完成。

窃以为，经学流派，可大别之为汉、宋二派，一主训诂，一主义理。然窃以为，主训诂者，或偏于徵实；主义理者，又过求妙悟。二者乃一车之双轮，若取一舍一，或偏重一侧，皆不能周至大道也。

又汉儒以为《五经》皆经孔子整理，或以为孔子编定，乃铁板一块；而自宋以降，又以《十三经》为一家之学，诸经既各自为学，又互相疏通证明，此即经学耳。又治《诗经》不废大、小序，以《关雎》为文王、后妃之德；治《春秋》、《左传》讲求“微言大义”，尊信春秋笔法，此经学也。若专求以“五七言之法”以解《诗》，以“断烂朝报”而视《春秋》，用近世治学之法治经学，实则去经学愈远而所治愈棼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