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实学

“实学”一词，前人无所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有学者以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前三百年间之社会思潮称为“明清实学思潮”。后又将实学范围延至自宋迄清末，并谓实学即“实体达用之学”。[1]又有中、日、韩三国实学之比较研究。然此实学思潮中，却摈斥清代考据学，盖以其学为穷治训诂，琐琐考证，故外之也。然实学一词，其所对应者，非科举之弊病，即释道之玄妙，或词章之藻丽，更无他耳。如唐时杨绾极言科举之弊，以为当“取《左传》、《公羊》、《穀梁》、《礼记》、《周礼》、《仪礼》、《尚书》、《毛诗》、《周易》，任通一经，务取深义奥旨，通诸家之义。……所冀数年之间，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皆知廉耻，浮竞自止，敦庞自劝，教人之本，实在兹焉”。[2]又如明时杨慎论曰：“儒教实，以其实天下之虚；禅教虚，以其虚天下之实。陈白沙诗曰：‘六经皆在虚无里。’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禅教也，岂儒者之学哉！”[3]又曰：“今之学者，循声吠影……使实学不明于千载，而虚谈大误于后人也。”[4]宋明学者以治小学训诂为虚，以明性理之学为实；清代汉学家，又以经术训诂为实，性理之学为虚。然皆以科举时文、释道二教与华丽辞赋为虚，则历代皆一也。

况“实学”一语，清代考据学家亦每每言之，如《四库全书》开馆前，清高宗遴选馆员，时谓：“上方崇奖实学，思得如刘向、扬雄者任之。”[5]此实学者，即精擅目录文献之学如刘向、扬雄者是也。又《四库总目·凡例》云：“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来，则褒贬何据而定?……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辨论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6]此实学者，即所谓“考证精核、辨论明确”之著述，非虚谈义理之语录与讲章也。《四库总目》又云：“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徵实之学，以挽颓波。古义彬彬，于斯为盛！”[7]此国朝诸家者，谓顾炎武、阎若璩、胡渭诸人，实学与“喜骋虚辨”相对而言也。又洪亮吉论四库开馆后学术界之情形曰：“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余年，鸿伟傀特之儒接踵而见，惠徵君栋，戴编修震，其学识始足方驾古人。及四库馆之开，君（指邵晋涵）与戴君又首膺其选，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内之士知向学者于惠君则读其书，于君与戴君则亲闻其绪论，向之空谈性命及从事帖括者，始骎骎然趋实学矣。”[8]此以“空谈性命及从事帖括者”与实学相对而言也。又钱大昕任紫阳书院院长后，“与诸生谭经史性命之旨，切谕以浮慕虚名无补实学，由是士之驰逐声华者渐变气质”。[9]此又以“浮慕虚名”与实学相对也。即当时考据学家提倡学术风气，评价学者标准，亦以实学为归，如钱大昕倡“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10]卢文弨评价戴震之学“精诣深造，以求至是之归”。[11]洪亮吉称邵晋涵治学“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12]，阮元自称其治学也是“推明古训，实事求是”。[13]此等皆是也。倡明清实学思潮者，以治汉学攻考据者为不足取，然观治考据诸人之语，实学一词几乎为口头禅也。彼则为实学思潮，实体达用；此则为琐碎务虚，无补于国。倘起乾嘉诸老于地下，其能甘心颔首而受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