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　清高宗御制诗之富之滥

古代诗人之年高而诗多者，唐有白居易，宋有陆游，乐天诗文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放翁诗初编四十卷，再编通前八十五卷，此一家著作之多者也。然较之清高宗之多产，仍难以望其项背焉。清高宗乃中国从古至今最高产之“作家”，其《御制诗初集》至《四集》，即达372卷33950余首（此大致数目，不完全准确），四库馆臣谓“自古吟咏之富，未有过于我皇上者”，此堪为实录也。又梁章钜谓：“恭读我朝乾隆一朝御制，以集计者五，分卷者四百三十四，分篇者四万二千七百七十八，而《乐善堂全集》三十卷，更在前焉，则真亘古所未闻。穹昊之繁星，不足为其灿列；广舆之画井，不足比其分罗矣。”[74]此五集数量几与《全唐诗》相埒。又刘声木称：“帝王制作，足以与文士争短长，非天纵生知，懋勤学问，焉能有此！”[75]梁、刘二氏亦可谓之谀辞高手也。

然清高宗之诗，五言七字，堆砌即成。如其《狮子林》曰：“狮林数典自倪迂，一再肖之景不殊。明岁金阊问真者，是同是异答能乎。”[76]又《笑题招提寺》：“招提梵语汉言寺，譬水那更洗水哉。欲胜不知夸独识，知之者乃笑重儓。”[77]又《安眠》：“迩来每喜饱安眠，一夜四八卅二刻。”[78]又《己未元旦》：“乾隆六十又企四，初祉占丰滋味参。”[79]之乎者也，纪年数字，尽皆入诗，了无诗意，味同嚼蜡，诗道至此，亦可谓扫地无余矣。而四库馆臣竟谓高宗诗“如云海之丽天，变化不穷，而形容意态，无一相复；如江河之纪地，流行不息，而波澜湍折，无一相同；如二气之育物，生化不已，而耳目口鼻，无一相类”。[80]谀颂之词，可谓至极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