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明清刻书之不同与今日之情势

江藩《汉学师承记》曰：“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70]考宋元以来，学者治学，书林刊书，盛行节本、选本，喜读类书、讲章，此固因科场所需，又作赋填词，时以备用。然其时学人得书甚易，读书粗恶，学风不谨，故视书随意，不甚珍惜，亦为一因焉。至清乾嘉时，风气大变，学者整理古籍，不轻易变乱底本，护惜古书，视如性命，故少有刻节本、选本者，无论学者刊己所著之书，抑或书肆射利之椠本，皆以精校精刻之全本为尚，时文选本除外焉。故清儒刻书，如书名《十七史详节》之类者鲜矣。又自《四库全书》之纂，刻丛书之风气极盛，学者与藏书家所刻有名者，如孔继涵《微波榭》、卢见曾《雅雨堂》、鲍廷博《知不足斋》、吴骞《拜经楼》、毕沅《经训堂》、周永年与李文藻《贷园》、孙星衍《岱南阁》与《平津馆》、黄丕烈《士礼居》、卢文弨《抱经堂》、阮元《文选楼》、张海鹏《借月山房》与《学津讨原》、钱熙祚《守山阁》、陆心源《十万卷楼》、孙冯翼《问经堂》、伍崇耀《粤雅堂》等丛书，皆别白精审，为世所珍焉。

然至今日之世，则又有变焉。时见报端有倡辑类书者，此迂拘不化之见解也。今日互联网之发达，网上之古籍，何至千百，读者查询，或一字，或数句，或一篇，或一书，皆不过分秒间事。故类书之时代，将一去而不复返；而丛书之刻，倘选题允当，为世亟须，则仍呈方兴未艾之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