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文集:政治的浪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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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浪漫精神和古典精神角度解释革命

这里能够再次提出一种与法国大革命的关联。其实,历史学家丹纳就曾参照esprit classique[古典精神]的抽象理性主义把雅各宾主义解释为自恋的信理家(Dogmatiker)参见《现代法国的起源》(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不管奥拉尔(Trotz Aulard)和塞尼奥博斯(Seignobos)怎么做,在这样的文本解释中,还是始终有必要参考丹纳的判断。他有着敏锐的心理洞察力,他那巨大的艺术创造力使他能够用一句简洁的话抓住丰富而复杂的事实的内在结构(structure intime),并将这些事实反映出来;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因其raison raisonnante[偏执的理性]而不具备领悟事实的能力,试图用他们自己的政治几何学定理构筑世界。卢梭基本上被困在这个moule classique[古典模具]中,这模具日益狭隘僵硬,最终变成了毁灭一切的僵硬的理智主义。同样,激励着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这位教长的,不是旺盛的非理性主义精力,而是空洞的抽象观念的癫狂。雅各宾精神有两个元素:自恋(amour-propre)和信理精神(esprit dogmatique)。第一个元素已经包含着塞利埃尔所强调的非理性特征了。因此,塞利埃尔与丹纳的差别并不像他为了提出一个尖锐的反题而宣称的那样大。丹纳也已经注意到,一切政治或宗教狂热都有一种“热切的需要”、一种隐秘的激情作为其基础。通过哲学和这种狂热可以走上另外的道路(同上书,第1章)。就塞利埃尔而言,他谴责革命是基于其非理性的事实。换言之,也就是说,革命是神秘精神和浪漫精神。丹纳则对革命的理性主义抽象观念及其古典精神有强烈感受。虽然从法国的历史看,古典与浪漫的对立十分简单,因为存在着公认的古典主义传统,可是,一旦把这种公式用于解释政治事件,就不那么确定了。此外,在德国经常被视为浪漫派的反对大革命的人,他们提出的几乎所有论证,都再现于丹纳的著作。只有伯克及其翻译者根茨,把雅各宾党人称为疯狂的空谈家。缪勒也说,革命是抽象观念的偶像崇拜,并断定它与古典主义时代有关联:革命是一种单个人的理性主义的绝对王权论(der rationalistische Absolutismus eines einzelnen Menschen),革命信理仅仅是同一种理性主义的“反题式的谵妄”。缪勒的这些论证的依据,同样来自伯克、哈勒、迈斯特和博纳德。参见《总体政治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必须有一个神学基础》(Von der Notwendigkeit einer theologischen Grundlage der gesamten Staatswissenschaften und der Staatswirschaft insbesondere,Leipzig,1819),II,III,VII,VIII,以下引用时简称为《神学基础》。(在《腓特烈二世与普鲁士君主制的性质、尊严和命运演讲集》[Berlin, 1810]中,缪勒认为法国革命是对古典主义的合理反动。)这部论著是对哈勒的《政治学或自然成群状态的理论(与不自然的公民状态的幻想相反)的恢复》(Winterthur, 1816)作出的回应。伯克蔑视政治的炼金术士和测地学家,蔑视那些“讲原则的”律师及其“狂热的虚荣心”,还有那些被他们称为宪法的“纸屑”。伯克的这种轻蔑态度是人所共知的(《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9.ed.,London,MDCCXCI], 第226、268、287、289页;根茨德译本,见《伯克选集》第1卷(Stuttgart und Leipzig, 1836),第157、257、299、318页)。实际上,博纳德的两部著作(《权力论》[Théorie du pouvoir,1796年出版于康斯坦茨;OEuvres.t.XIII und XIV,Paris, 1843]和《社会秩序的自然法则分析》[Essai analytique sur les lois naturelles de l' ordre social, 1800,2.ed., OEuvres, t. I, 1817])已经充满了对这种不自然的“造作”的憎恶。关于迈斯特,参见《法国论》(Considérations sur la France),第6章。在缪勒那个时代,君主专制主义之颠倒为人民专制主义是习以为常的,参见Zeitgenossen杂志(缪勒在上面发表了弗朗茨皇帝的传记和一篇关于弗朗茨·霍纳[Franz Horner]的文章)I,3,第9页:路易十四用单调的老一套毁了国家,毁了统一体,“于是,革命爆发了。在革命中,流行着一句令人生畏的话:人民拥有主权,人民就是国家。这样就树立了一个对立面”(论富歇[Fouché]的文章,署名H.)。因此,正是所谓的政治浪漫派,从革命者远离合理经验的行为中,看出了他们的麻木不仁。其实不言自明的是,法国的市民阶级共和派和“人权及公民权同盟”(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的成员,并不认为自己被这些论点驳倒了。他们援引美国宪法,宣称这些出于“自然”的公式表面上看起来是抽象定理,其实是可靠的经验和可靠的政治直觉的表达。这些人将浪漫派的指控回敬给了自己的对手。

可见,法国大革命这一事件,被视为现代史的分水岭。对政治党派的区分,依据的就是他们对1789年观念的不同立场。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区分基于这样的观点:自由主义发源于1789年,反对1789年的保守主义则肇始于伯克和浪漫派。瓦尔(Adalbert Wahl),“论19世纪德国政党的历史”(Beiträge zur deutschen Parteigeschichte im 19.Jahrhundert), Hist.Zeitschr,104(1909),第344页;贝洛,《普鲁士保守党的起源》(Die Anfänge der konservativen Partei in Preuβen), Intern. Wochenschrift, 3(1911),第1089—1090页。由此可见,保守主义是从否定的方面予以界定的。这类否定性概念的作用可以从贝洛的《自由战争至今的德国历史学》(Leipzig, 1916, 1924年第2版)中看出:在这里,一切不是非历史的理性主义的东西都成了浪漫派。尽管有非常可爱的诺瓦利斯片段第136则,尽管贝蒂娜书信透出一种谎语症,人们还是要求浪漫派遵守诺言。可是,对这一重大事件的说明是如此矛盾,以致第一批革命者和后来的反革命都被称为浪漫派。1789年观念与“个人主义”一词难解难分瓦尔,上引书,第546页:尘世的、民主的个人主义是1789年观念的内容;相对于国家而言,人只有权利,没有义务;个人有反抗的权利;一切强权政治都遭到了否定,个人主义是尘世取向的;个人通过德性和享乐获得尘世幸福。;可是,浪漫派的本质据说也是个人主义。据说,浪漫派还是一种远离现实的态度。可是,在反对革命时求助于真实的体验与现实的,恰恰是政治的浪漫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