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的观点：浪漫派作为革命原则；卢梭主义

大体上说，不安全感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将到来的1848年革命的代言人，把卢梭和法国大革命偶像化了，他们从中看到了吸引着自己的伟大楷模。因此在德国，这些革命代言人必须否定浪漫派与革命精神有任何关联。相反，法国作家则日益强调这种关联，最终把革命等同于浪漫派。据说共性就在这两场运动都标榜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us）之中。假如我们忽略那些先驱者，那么，对17和18世纪古典派（Klassik）的反抗就是始于卢梭。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种个人主义的复兴，同时也可以看到浪漫派的肇始，因为，个人主义是“浪漫（romantisme）的起点和它首要的定义要素”。由于法国的古典主义—一个17世纪的复合体—概念从历史的角度不难定义，作为古典派对立面的浪漫派，在法国也比在德国—其古典派的一代是在卢梭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更易于定义。后来的一代所谓浪漫派，不可能以古典与浪漫的对立为基础，因为与法国的情况不同，这里没有明确的、相沿成习的古典主义概念。一切明确的反题，都有着胜过另一些不十分明确的区分的危险吸引力。个人主义与整体精神（Solidarität）的区分在这里所涉及的领域，存在着古典与浪漫的对立。因此，塞利埃尔这个反对革命的法国人，虽然用毕生的工作致力于攻击他所谓的“浪漫的神秘主义”，他的许多警句和论证却跟德国的革命派卢格一致。在塞利埃尔看来，神秘主义是非理性的、极端的个人主义，是权力意志，是一种扩张冲动，既是单个个体的也是集体个体（国家、种族、宗派、社会阶级或其他群体）的帝国主义。浪漫派变成了神秘主义的同义词，它只有一个单一的、纯粹历史性的特征：自18世纪以来，自卢梭以来，浪漫派是摆脱了教会基督教羁绊的神秘主义。神秘以及由此而来的浪漫表现为一种人的自然天性的内在脉动，一种决定着人类行为的普遍因素，与自我保存的欲望差不多的要素。“因其天性之恶”，人总想逾越合理性—换言之，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经验—的严格限制，要为自己造出一个上帝来充当自己的形而上同盟（metaphysischen Alliierten），并借助这种幻觉使别人屈服于自己。在审美的神秘主义中，自以为被某种更高的力量选为工具的浪漫派，变成了艺术天才。作为天才，他只从自身发现自己的艺术标准。这艺术天才以激情的神秘主义（im Mystizismus der Leidenschaft）宣告，他的热望就是成为上帝的声音。在社会主义阶级运动的神秘宗教中，无产阶级变成了经济价值的唯一生产者。最终，［无产阶级］这个拣选的种族把一种神秘的种族浪漫精神（Rassenromantik）用作自己要求世界支配权的根据。错觉变成了强大的动力之源，让个人和整个民族产生出漫无边际的希望和行动。这一切都叫作“浪漫派”。在塞利埃尔看来，卢梭主持了现代神秘主义的揭幕式，对他来说，这就等于浪漫派。

第一批浪漫派自称思想革命家。他们与政治反动派的历史性结盟，看起来像是浪漫派的所谓许多怪事之一。因此反过来说，与革命的结盟可能也是偶然的，“思想和文化上革命，政治上反动”，这个广为人知的简单说法，也许可以作为一种解释。然而，在塞利埃尔看来，确切地说，政治革命才是浪漫派倾向的表现，是浪漫的那种不可捉摸的政治能量，干扰了他的理性经验主义。这里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浪漫派是个人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兼而有之，两者都是它的要素。不幸的是，这不能被看作一目了然的事情。也有人称赞浪漫派是历史的客观思想的奠基者。据说，他们最先教会人们懂得传统，唤醒了新的共同体感觉，他们最早发现，“人民”（Volk）是一个超个人的有机统一体。在迈内克（Meinecke）论“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起源”的名著中，这些人是以德国民族感情传播者的面目出现的。诺瓦利斯、施莱格尔和缪勒，是跟施泰恩（Stein）和格奈泽瑙（Gneisenau）一起露面的。贝洛称颂浪漫派运动是对理性主义历史观的真正克服，是新历史感的奠基女（Begründerin），这种历史感给全部历史学科带来了新的生命。“永恒的交谈”这种典型的浪漫派观念，以及浪漫派的“合群”（Geselligkeit），都被用作克服个人主义的证明。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断言，浪漫派就是非理性主义。施莱格尔的《论共和主义观念》（Versuch über den Begriff des Republikanismus,1796），有着理性主义思想的深厚基础，因此他不可能把这种思想弃之如敝屣。相反，理智的和理性主义的因素，经常被理解为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