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勒的政治生涯：在哥廷根是亲英派；在柏林是封建主和等级保守主义的反集权派；在蒂罗尔是绝对王权的集权国家职员

从1815年起，缪勒一直担任奥地利驻莱比锡总领事。他做事既聪明又热情，知道如何为自己培植势力范围。但是有一次，这个45岁的人以忧郁的语气致函根茨，诉说自己的修辞天赋（rhetorische Ader）由于报纸文章的侵蚀正在他的“莱比锡沙龙”里枯竭，除了滋育几个好心的年轻人，没有任何效果。但信的结尾有所不同。缪勒在这里盘算起了自己的生活。他知道，作为一名没有显赫姓氏和门第的市民，即便自己做了驻莱比锡的帝国总领事，也干不出什么业绩。缪勒为此感谢（没有嘲讽的迹象）“上帝和亲王（梅特涅）”。尽管如此：“他能合理预期的，七年来已经达到了顶点”，贵族们偏执地反对他们最出色的捍卫者，在欧洲，骄人的家世“在我们的切实协助之下，再次变成了炫耀的资本”，这让那些拥护贵族等级制的市民阶级感到痛苦（他们以贵族自居的行为依然令人怀疑）。另一方面，“我们的亲王（梅特涅）是幸运的。这一直令我感到欣慰”。让缪勒满意的是—这也是他政治上的成功—安哈尔特-科曾（Ferdinand von Anhalt-Köthen）公爵在他的影响下改信了天主教。缪勒体验到了使自己生活中的愿望得到满足的承认：他成了贵族。可是，在所有这些活动中，缪勒依然只是梅特涅的驯服工具，他的“迷路”不是发生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而是发生在其著作的理论暗示中。在自己的生命结束之际，缪勒是个善良虔诚的天主教徒，经常逆来顺受，因此他很可能是付出了十年的怀疑和迷惘，才换来了同情的评判。但是，缪勒能够自主作出政治决定的时期是从1808年到1811年。那时他仍有可能像根茨那样，成为一种重要政治观念的代言人，找到并启发一批公众接受它。缪勒可以由此使自己成为合格的政论家，也可以合理地使自己独特的文章成为一种政治观念。假如我们只观察这几年，不是过多地注意他的生平事迹，则这段时间的成果如下——

缪勒也是以浪漫的造反派（romantischer Empörer）起家，虽然当他还是哥廷根大学一个20岁的大学生，就已经表现出对法国大革命的仇恨。缪勒这样做是为了成为根茨的温顺追随者，摆出一副亲英派的姿态，则是受了哥廷根气氛的影响，“当时，那里的文化风气更像英国而非德国”。欧洲大陆的浪漫派总是有着患上亲英病的强烈倾向。但是，当时英国文化在汉诺威势头强劲的影响，与浪漫派毫无关系，这对于理解浪漫派的性格十分重要。这种影响的基础，是执政宫廷的稳固、共同的社会利益以及聪明的上层官员如勃兰兑斯（Brandes）和雷贝格等人，对英国的性格和制度了如指掌。下萨克逊地区与盎格鲁-萨克逊的血缘关系，强化了这种影响，消除了依然存在的最后一丝疑虑：浪漫派的冲动在这儿可能遇到危险。因此，哥廷根的汉诺威大学也始终与对法国大革命的热情保持距离，许多学者对当时的重要事件采取了审慎的批判态度。在康德和后康德的先验主义哲学的潮流过后，“健康的常识”依然在哥廷根受到学术界的尊重。

英国人这种合理而有客观基础的影响所造成的印象，在柏林的这个年轻人身上被浪漫化为崇英症（Anglomanie）。这个某财政部门一名小头目的儿子，在外人面前试图摆出一副英国阔佬的架势，刚一踏上社会，就显示出抓紧适应身边高雅社交圈的倾向。同时，在缪勒看来，英国是哲学的故乡，甚至是他打算建立学术功勋的地方。此外，缪勒的兴趣依然保持着浪漫派万花筒的性质：国民经济学、自然哲学、医学、文学和占星术。缪勒的第一本著作《对立论》（Die Lehre vom Gegensatz,1804），就表现出这种样样都略知一二的样子。什么题目都要碰一碰，却又对任何事情都不得要领，其登峰造极之作，就是想在一个更高的第三者中（in einem höheren Dritten）融合伯克和歌德。伯克是英国的浪漫情结的阐述者，歌德则是德国这方面的阐述者。缪勒并不把他们当成实实在在的人，而是当成浪漫形象，所以很容易把他们融合在一起。由于这位作者是个浪漫派人士，在前言中作者缪勒已经基于这样的前提：大革命已然失败，这与当时即1803年施莱格尔的观点没有差别。缪勒宣称，“各种哲学体系打碎了王冠、共和国宪法和神圣的博爱计划，既挫败了保守，也挫败了破坏，销毁了道德原则和自然权利的教科书，排除了各种义务，抛弃了和一大堆垃圾混在一起的各种权利；今天，18世纪混乱的终局留给我们的论著、言论和行为，没有一样是完整的。”在这种状况下，这位年轻的作家想恢复大革命的不幸事业，使它达到自己的终点，赋予宗教、哲学、自然和艺术这些词汇以新的内容，冲破过去的机械主义时代的一道道樊篱，把思想革命的玄思植入现实的土壤。

在随后几年里，缪勒的头脑并没有变得更清楚。他的社会和经济处境使他的抱负必然因此而受挫。缪勒同他的波兰朋友库尔纳托夫斯基和哈扎（Haza）住在一起，他们让他担任他们的“南普鲁士经济学会”的代表。只需看看这个农业土地所有者协会的“年报”，即可知道它不可能使这个热切地想在现实社会中有一番作为的年轻人得到满足。缪勒孤身一人住在乡下，郁郁寡欢，情绪极为低落；他觉得自己得了病，变得不近人情，研究起了占星术和气象学，最后才应根茨之邀去了维也纳（1805年2月8日—4月30日）。在那儿，缪勒在返程的前一天改信了天主教。1805年10月，缪勒和哈扎一家前往德累斯顿与他们同住，作为一名私人教师，与伯蒂格（Böttiger）和舒伯特一起，给一群主要由外国人组成的上流听众开讲座。1805—1806年冬季讲的是德国文学、科学和语言学；1806—1807年讲的是诗学和艺术；1807—1808年讲的是美的观念。这些讲座的内容被印成书，其中一部分也发表在《太阳神》（Phöbus）上，这是缪勒和克莱斯特（Kleist）于1808年1月后创办的一份杂志。这些讲座的成功很快就被人遗忘了。缪勒给《帕拉斯：国家与战争艺术杂志》（Pallas, Eine Zeitschrift für Staats-und Kriegs-Kunst）（自1808年起由利连斯坦［Rühle von Lilienstern］主办）写过数篇文章，其中包括“巴赫霍尔兹的世袭贵族研究片论”（Bei Gelegenheit der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Geburtsadel von Fr. Buchholz），针对巴赫霍尔兹的攻击，缪勒为贵族作了辩护。

这时，一贯关心缪勒的忠实朋友根茨给了他一次决定性的鼓励，建议他写一本维护贵族制的著作，或出版一本论政治、道德和历史的文集。“我由衷地向你保证，你会给自己赢得巨大名望—如果你在第一本（捍卫贵族制的）著作上拿定了主意，你会给自己争取到极为惬意的生活”。根茨的计划基于这样的如意算盘：在公众舆论中遇到麻烦的团体—例如德国尤其普鲁士的贵族—会感激一个新闻界人士的支持。作为1806年失败的后果，人们期待着与等级制土地贵族的利益相冲突的自由派改革。缪勒当然想为普鲁士贵族效力。可是，缪勒却接受了朋友的建议，想来个一箭双雕。早在1808—1809年冬，缪勒在德累斯顿发表“作为一个整体的治国术”（das Ganze der Staatskunst）的演讲时，就既为封建贵族说情，也作一系列政治和历史评论。这些演讲是为“他的祥和而高贵的亲王伯恩哈德（Bernhard von Sachsen-Weimar）（缪勒已被任命为他的家庭教师）和一群官僚和外交官”举办的。缪勒以《治国术原理》（Elemente der Staatskunst）为题出版了这些讲稿，书名可能暗示，本书是本类似欧几里得《几何原理》的著作。缪勒在这件事上取得的成功，也仅限于熟人的小圈子。

在这段时间，缪勒于1809年春去了柏林，因为他不可能待在德累斯顿了。原因首先是社交和道德方面的：当时缪勒是与自己多年的朋友和主人的妻子一起走的，并且不久便在柏林与她结婚；但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与克莱斯特或年轻的达尔曼（Dahlmann）不同，缪勒忘了言行谨慎似乎不是由于爱国主义。在论治国术的演讲中，缪勒所有明确涉及时事的话，在几处地方甚至连“法国人”这个词，都被删除了——也许是书报检查官采取的措施，因此这些讲演后来得以在柏林重印。在《治国术原理》中，缪勒对“美德同盟”（Tugendbund）的成员作了恶毒的评论。缪勒谈到他们“夸张的抑郁症”，他们“肯定幻想自己是高雅的”；此外，很可能是暗指克莱斯特，缪勒谈到“他们正在兜售杀戮和报复的念头”（II, S.6）。缪勒以既可笑又无礼的傲慢态度对待可敬的马滕斯（Martens）——马滕斯收到冯·戈岑（von Götzen）伯爵来函，告诉他要关注萨克逊的民族运动。但是，当法国人开进德累斯顿时，缪勒却不得不溜之大吉，因为就在不久前，当奥地利人还在城里时，他过于明目张胆地站在奥地利人一边。不过，这场灾难不会使缪勒永远失去“更高的地位”。

在柏林，缪勒向普鲁士政府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在1809年8月20日致他的熟人、私人理财顾问施泰格曼［Stägemann］的一封信里）；在出色地说明了半官方报纸的好处后，缪勒阐述了政府经常向舆论施加影响的必要性。同时，缪勒还有一项先下手为强破坏反对派的聪明计划。他振振有词地说：“我敢在枢密院授权下公开出版一份官方报纸，在枢密院默许下出版一份不署名的民间报纸：换言之，既给大臣们也给反对派写文章。”在这封信里—就像几周后他提交的《关于出版一份普鲁士官方报纸的备忘书》中一样—缪勒一再强调自己主要关心的事情：只要政府保证他的社会地位，能让他接触到国家中那些权贵，他就有能力完成所有这些重要任务。普鲁士政府接受了创办一份官方报纸的计划。对于缪勒来说，这项事业开局良好。有些报纸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短评，把他称为即将面世的普鲁士官方报纸的主编。但是，当哈登贝格当上了宰相时，缪勒不再被考虑出任报纸主编。缪勒确曾许诺以记者身份维护哈登贝格的政策，还为此得到哈登贝格发给他的1200泰勒年金的保证。然而，除此之外，缪勒还要求得到一个普鲁士政府高级官员的可靠职位。对靠不住的浅薄文人有所了解的哈登贝格回绝了他。同时，缪勒也与地主中保守的反对派交往。早在1810年初（从1月11日到3月29日），缪勒就作过有关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的演讲，其中他清楚地暗示“聪明的头脑”，他的言下之意是反对一切自由派改革。这时，地主反对派正在进一步壮大，并从基督教德国圣餐会（Tischgesellschaft）得到重要的社会和思想支持，缪勒也参与了这个组织的组建。缪勒的《治国术原理》成了这帮人的纲领性文件。在这里，以及在克莱斯特从1810年起主办的《晚报》（Abendblätter）上，缪勒在反对“现代”改革、“崇英症”和斯密派的斗争中，扮演了活跃的角色。他含沙射影恶毒攻击宰相及其幕僚。缪勒在10月27日评论《财政法》的文章，令政府人士恼羞成怒。

缪勒也起草了由等级制阵营领袖马维茨（Marwitz）提交的1811年2月11日呈文，甚至在清样上留下自己的墨迹，以便认识缪勒字迹的哈登贝格明白他在这件事中的作用。呈文中随处可见的那些有关哈登贝格的奉承话真的引起了有利于缪勒的印象。缪勒相当实在，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的政治投机和缺乏个性，继续维持与哈登贝格的关系，拿他的年金；缪勒利用一篇称赞这位宰相的文章，让宰相明白自己随时都可以代表另一种观点，以此换取一个普鲁士政府的适当职位。宰相无动于衷，不想进入这种“对立”游戏。但是，缪勒利用一些深思熟虑的友好姿态，通过根茨进一步谋求此事。由于经济上的困窘，缪勒不得不采取投机策略。当他认识到自己从宰相那儿捞不到任何东西时，缪勒赶紧去了维也纳找自己的老友和支持者根茨。随后，在普鲁士谋求官职的最后努力落空后，缪勒一直待在那儿。

这里应当强调，缪勒并非出于反革命的本能，才从新教和自由主义的普鲁士回到传统的和天主教的奥地利。相反，直到最后一刻，缪勒都想在普鲁士谋得一个职位，当然是利用哈登贝格。缪勒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得到一个体面的社会地位。缪勒去维也纳，仅仅因为他能进一步利用根茨。在柏林时，缪勒对自己改宗天主教一事谨慎地保持沉默，用当时很摩登的闪烁其辞手法掩盖此事。圣餐会的领证会员，例如阿尔尼姆等人，可以让自己公开表达对天主教行为的同情。不惜任何代价想得到一个高级官职的财政官员之子缪勒，若是在柏林公开承认天主教信仰，对他极其有害。这就是他把自己生活中的这一面掩盖起来的原因。

此外，缪勒初次登上政治舞台时的姿态，并不十分值得称道。1808年，当缪勒为捍卫贵族站到反对巴赫霍尔兹的行列时，他很恰当地强调说，贵族没有必要针对巴赫霍尔兹等人的攻击捍卫自身。缪勒只关心中产阶级的名声毁于这种粗俗的攻击。他冒险跟巴赫霍尔兹论战，不过是为了捍卫自己，反驳对他的中产阶级身份的公开侮辱，因为在他（缪勒）看来，只有孟德斯鸠和伯克这样的对手，才值得与之辩论。在这里提到孟德斯鸠和伯克，并非缪勒不诚实的表现；这是浪漫派的放肆，对政治讨论特别地不在乎。但不妨想一想，贵族和市民阶级肯定会以轻蔑的态度看待这样一个人，他多年来靠一些贵族养活，然后又站出来充当中产阶级名誉的卫士。这也许可以解释，缪勒为何给当时的许多人留下了骗子的印象。这种被其同胞普遍认为靠不住的人，我们找不到几个实例。当然，这并没有引起反映浪漫派碎嘴子的那些书信和日记中的闲言碎语，倒是引起了严肃的讨论。我们已经提到过雷贝格的观点；佐尔格（Solger）也有“瞎胡诌”的说法，格林（Wilhelm Grimm）说，缪勒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借贷来的”，在一封致其弟的信中，格林说得更明白：“你不是也觉得谎言充斥于他的全部作品吗？”马维茨与拉赫尔（Rahel）看法一致，缪勒是个“恬不知耻的骗人精”，“既懒惰又没信仰”，只关心自己的“杰出作用”。

如果不从比较的角度谈谈缪勒在此后几年即1813—1815年的活动，这幅画面就是不完整的。在这段时间里，缪勒有机会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有伯克在德国的代言人的地位，证明他那些有关等级和社团特权的必要性、有关死板的集权制国家行政以及考虑一切财政措施时只能以财政收入为基础的观点—他在柏林反对哈登贝格时提出的观点。在1813年战争期间，当地的临时首脑罗施曼（Roschmann）带着缪勒一起去了蒂罗尔（Tirol），让他担任侍从和新闻专员。法国人入侵后，该地希望重新得到承认。维也纳的中央政府不但想从该地获得尽可能多的税收，还想把蒂罗尔“奥地利化”；换言之，想把它与国家的集权体制合并为一个整体，废除庄园主及其特权：等级的课税特权、自主的国防体系、对涉及政策与司法的立法的独立影响力。野心勃勃的罗施曼-约翰大公（Erzherzog Johann）在日记里干脆把缪勒称为“鬼鬼祟祟的人”—想借此机会成为蒂罗尔的首长。因此，缪勒毫无顾忌地贯彻其上司的意图，只要有可能，他甚至做得超出了他们的希望。具体而言，在维也纳，表现得像个严厉的财政行家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不支持为向蒂罗尔派驻军队设立一般性的资金开支，而是应由当地自己支付这笔开销。旨在恢复古代特权的蒂罗尔人的重要运动受到镇压。对于蒂罗尔人来说，这项政策的手段包括肆无忌惮地征收巴伐利亚政府强加的“压迫性的、不通人情的税金”、向巴伐利亚谷物征收消费关税、针对居民的“煽动性”怨言采取严厉措施和密探制度。

缪勒用公告、呈文和报纸文章（在《南蒂罗尔信使报》［Boten von Südtirol］上）支持自己的上司罗施曼。大体上说，缪勒被视为一个思想独到的人，罗施曼完全信赖他的襄助。在发给维也纳的信中，缪勒“有益的工作”大受称赞。让缪勒高兴的是，皇帝、梅特涅和巴尔达齐（Baldacci）——后者是位大力鼓吹严厉的官僚集权制的人——都对他感到满意。缪勒给根茨写道：“甚至远在那不勒斯和日内瓦，关心时政的人想躲过我也不那么容易，我绝不会后悔熟悉了这片不同寻常的土地。上天把这项有意义的任务派给了我。我希望报酬也是如此。”如他的言论所示，缪勒的目标“不是把蒂罗尔和意大利这块高傲的肉烤烂，而是让它重新回到巨大的身体中去”。当罗施曼终于要离开此地时，他向约翰大公发出明确的恳求把缪勒也一起召回。1815年4月23日，缪勒被召至帝国总部，正像他的162页的呈文——其中提到蒂罗尔人的可疑倾向，并建议采取针对贵族和农民的严厉措施，废除庄园主特权——也已上路一样。缪勒在这些人中间的活动就此结束，他们以为——根据在1809年得到证实的对宫廷的效忠——有权让自己的传统特权得到考虑，他们的地理、经济和历史特性，肯定会受到一个传达“地方特性”信使的尊重。

对于缪勒后来在柏林的重要性以及在蒂罗尔的建树的那些胡说，我们切莫上当受骗。说白了，缪勒不过是任何权力制度热心的奴仆，随时打算抛弃自己思想中有碍发挥作用的成分，吸收另一些成分。缪勒只是在后来信了天主教的岁月才有所保留。但是，在复辟时代的环境下，这不需要额外的决心。当缪勒在蒂罗尔热情高涨地干着自己的官差时，他先是写道：“我真要参与到修道院改革委员会中去了。假如那位老圣人真是世界的主宰，假如他知道在一个倔强的学者向他的耶稣会士那种僵化陈腐的哲学发出严厉的质问时，他们应当回答什么，那就没有任何世俗权力能把康萨尔维（Consalvi）排挤出这个受限制的会议”。然而，天主教会在这里变成了散播浪漫派虚荣心—它打算启蒙每一个关心自己真正性格的人—的舞台。拿破仑战争过后，德国出现了强大的宗教运动，再次导致天主教和新教双方的许多人回到虔诚而明理的基督教。这场运动不但激励着浪漫派和启示录论者（Apokalyptiker），激励着克吕登纳夫人（Madame Krüdener）的追随者，还激励着遥远的萨雷普塔（Sarepta）的立场不稳的费斯勒以及爱尔兰根的可敬的坎纳（Kanne），使他们变成了虔诚的新教徒。这场运动也影响着已经踏上皈依天主教之路的缪勒，引导他深入到这条道路的终极结论，使他有了甚至戈勒斯也不绝对坚持的正统派的虔诚；缪勒谴责哈勒那本论复辟的书，理由是它没有从神的拯救这个前提出发。现在，缪勒渐渐不再像个浪漫派了。不管怎么说，以缪勒是个天主教徒为由称他为浪漫派，是搞错了。这种流行的看法只能被解释成那个门外汉把浪漫派跟浪漫化的对象（romantisiertes Objekt）混为一谈的结果。天主教一点都不浪漫。尽管天主教会经常是浪漫旨趣的对象，尽管它也时常知道如何利用浪漫倾向，但这个教会本身从来不是浪漫派的主体和担纲者，其他尘世的权力也同样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