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莱格尔在政治上无足轻重

在这个方面，人们都知道，施莱格尔最初把一切政治实践的工作贬得一钱不值，他发誓“不把信念和爱浪费在政治世界里”。不过，在施莱格尔发表这番高论时，我们不可以从字面上理解他的话。只要有事做，他就会忙不迭地大发议论。外交事务和重要会议点燃了施莱格尔的野心和性情。我们不必讨论他作战时报道的活动，或担任主编——先是《奥地利报》（Österreichischen Zeitung），后来是《奥地利观察家报》（Österreichischen Beobachter）——时的报评。写一些应时文章或备忘录，不能理解为政治活动。过了不久，真正的编务交给了更有能力的皮拉特。1809年，施莱格尔起草种种文告反拿破仑，甚至亲自张贴，这给他带来了荣誉。因为，这表明他能够有自发的感情。直到施莱格尔卖力地为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写东西以前，我们没有看到可称为政治活动的事情——如果它没有不光彩地结束的话。当然，施莱格尔在这里一开始就提出了宏大的计划和许诺。多罗特娅（Dorothea）写道，施莱格尔现在“忙于宪制和等级、联邦议会和公共事务”，只关心涉及子孙的“未来结果”。他试图在外交事务上露一手，以赢得其上司布奥尔伯爵（Grafen Buol）的青睐，此人把一些工作委托给了失业的施莱格尔，但施莱格尔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梅特涅在1816年9月16日的批文中请求布奥尔利用出版物和报纸影响舆论，他提到了缪勒、克鲁伯（Klüber）、沃格特（Nikolaus Vogt）和萨尔费尔德（Saalfeld）作为可以考虑的写手，其中没有施莱格尔。不过，布奥尔让施莱格尔起草了一份呈文。在施莱格尔被召回（1818年4月14日）之前，除了这份文件和一些无声无息的作品——使他自己变得令人厌恶的“评法兰克福事务”一文，和一些报纸文章，其中论联邦议会的一篇被根茨称为一个“好心的梦呓家”的作品——施莱格尔列举不出自己从政的任何成果。他自愿承担的联邦议会记录校对一职，不久就被取消。施莱格尔的通信和他夫人写给有势力的熟人的信一样，充斥着调解伤害的请求、接济开支以及想跻身贵族之列的强烈愿望。此外，还有些有一定文学意义的对其雇主的性格描写，和一些心理学短文和评论——这一切当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即施莱格尔想扮演一个政治角色的图谋失败了，正像多年前他在耶拿扮演哲学家角色的努力失败了一样。不久后，梅特涅动身前往罗马时带上了他——梅特涅在信中曾善意地嘲讽过肥胖贪吃的施莱格尔。

从人性的角度看，根据施莱格尔的思想意义，基于这种失败判断这个不幸的人是极不公正的。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政治人物的历史影响，那就必须指出，既然施莱格尔的大多数政治同代人，除了他的肥胖外，对他的人格实际上没有留下直接印象，那么，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根本没有被人放在眼里。然而，施莱格尔确实提出了一种主张，人们必须严肃看待他那些有关教皇制、教会和贵族的思想。不过，即使在这个方面，施莱格尔也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缪勒。施莱格尔通常危险地把缪勒当作自己的精神同伙，然而，对于缪勒，人们给出的整体判断是：他是施莱格尔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