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表面状况

德国浪漫派作家个人的政治意义

发端于18世纪末的德国浪漫派运动，自称是一场革命，所以，它跟法国的政治事件形成一种关系。考察一下这场运动发生的地区即德国北部和中部现有的社会状况，显而易见的是，德国浪漫派运动与法国革命的关系并非政治性的。市民阶级的秩序稳如磐石，热情接受大革命的态度可以得到毫不迟疑的允许。当汉诺威政府不得体的行为引起哥廷根大学教授施洛泽尔（Schlözer）、费德尔（Feder）和斯皮特勒（Spittler）——他们利用自己的教职鼓吹把各民族从专制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注意时，这些教授本人对于自己受到严肃的对待，显然十分诧异。假如普鲁士宫廷对法国大革命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满意心情，也是可以允许的，因为法国的事件毕竟会导致法国强势地位的削弱。甚至当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展示出出乎预料的军力，帝国议会中受到威胁的德国西部诸侯们向全世界声称担心雅各宾党人的“侵略性国家”时，对于在法国展示了巨大力量的人权和人民主权的抽象观念，仍无人表现出丝毫的担心。在德国，只是到了解放战争收尾时，对于以观念为手段的革命的担忧才开始蔓延，并成为预防性治安措施的借口。

施莱格尔说，可以把法国大革命、费希特的《知识论》（Wissenschaftslehre）和歌德的《威廉·迈斯特》（Wilhelm Meister）视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趋势，或可把法国大革命视为民族国家的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现象。在评价他这些言论的政治意义时，应当把它与德国市民阶级表现出的大量同情心一样看待，他们愿意让各种事件在警察国家可靠的安宁中影响他们，让那些在法国以粗野方式落实的抽象观念重返理想的畛域。这是隔岸观火式的思考。施莱格尔也很快平息了自己的热情。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似乎已经不够壮丽，他注意到，真正的革命也许极有可能在亚洲发生；实际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不过是一次令人愉快的试验。浪漫派人士自己的革命包含着对一种新信仰、新福音、新天才和新普遍艺术的憧憬。至于它在日常现实中的表现，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属于公共话题。浪漫派人士的做法是办报。一些市民阶级文人在柏林银行家女儿的沙龙里创造出来的情感，涉及朋友或主人的通奸引起的社会丑闻、向歌德和席勒的宣战、尼古拉的毁灭和科策布被暗杀—这些事情，就其表面价值而言，都是形形色色的事实。周游四方的斯塔埃尔夫人（Frau von Staël）曾表达过她的惊奇：极粗野的革命观念在德国也允许得到自由表达。其实，斯塔尔夫人知道答案：没人拿它们当真。贵族和上层官僚享有优越的政治地位，不必担心在有文学品味的夫人庇护下高谈阔论的少数作家—他们被允许进入时髦的社交场合，热衷于吸收他们所欣赏的贵族式优雅生活，或至少由此创造出一种高雅哲学。施特根特施（Steigentesch）有着轻佻的俗人的直率，他表达了典型的骑士观点：只应让学者们在自己的书桌前发泄怒气。饥饿令他们奋笔疾书，人类普遍具有的危险的扩张欲，在这里只会产生大部头的著作。甚至知道如何获得尊严的根茨，有时也得屈服于梅特涅的友谊，它让人想起老爷和贴身男仆之间的交情。缪勒把自己得到的关照只归功于他的朋友和热心的庇护人根茨。对于维也纳的宫廷幕僚竟能以“羞辱的”方式对待缪勒和根茨，心地善良的科林克夫斯特罗姆（Klinkowström）有理由勃然大怒。我们也从雷贝格对缪勒的演说的评论中，听到一个正常人的鄙夷。它的影响更大，因为雷贝格并没有劳默尔等人的那种个人反感，他以冷静而实事求是的方式，把缪勒的演讲解释成缪勒依附于其社交圈的结果。但是，连莱辛也有可能免不了受到无知的贵族或官僚的轻蔑。更为重要的是对这种傲慢态度的回应，以及有机会从政的浪漫派人士的实际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