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行进中的阻力和困难

广影集团作为中国电影生存、发展、活跃在南国边陲的一支特殊重要的力量，与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紧密关联在一起，具有与整个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相同相似的命运与际遇；但是，广西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属于相对落后的西部，所以小规模的广影集团同时又与广西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紧密关联在一起，而在不偏离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大方向的前提下，又必然有着自己独特的“行进步伐和姿势”。与发达地区的中影、上影等起点高、基础好、规模大的国有电影集团公司相比较，其产业化之路可能要曲折艰难得多。根据笔者的思考和观察，广影集团要实现自主产业化发展，目前起码还存在下面几个方面的阻力和困难：

一是认识和观念尚有待彻底转变。认识和观念转变是改革实践的前提，不能期望固守“电影事业”观念的个体和组织成为“电影产业”的坚定推动者和实践者。出于能够为广西电影产业化发展尽一份心、出一份力的初衷，笔者发起成立了广西民族大学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所，并于2012年3月以研究所的名义举办了一次“广西电影产业发展座谈会”，有意识地邀请了广西文化和广电部门的一些领导、广西国有和民营制片公司的一些老总、广西影视编剧队伍中的代表以及高校中的影视教学和研究人员参加。令笔者甚感意外的是，从文化和广电部门的一些领导到制片公司的老总，再到正活跃在广西影视编创第一线的编剧们，还并没有彻底转变电影观念的普遍自觉。座谈会上比较集中的一种声音恰恰是反对电影产业化，表现出对电影作为事业的传统的怀念情绪，只是民营公司的老总们坚定而明确主张电影产业化。反对电影产业化的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是三个：一是认为电影是内容产品，其使命是生产思想和观念，承担教育功能，而不应该是牟利工具，为了完成对大众的思想启蒙，国家应该不计回报地投资电影生产。二是认为美国好莱坞商业电影路线不是世界电影的主流，恰恰相反，是世界电影中的个案，没有普遍性，不可效法。三是认为进口大片搞坏了中国电影观众的观影胃口，使得中国观众丧失了应有的观影品位，把追求高雅的艺术审美快感降低为了满足低级浅薄的视听感官享受，所以中国电影必须回归艺术创作的正途。为什么从行业主管部门领导到电影生产部门，再到电影剧本创作者，还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反对电影产业化的倾向呢？笔者的判断是，领导者之所以反对电影的产业化，是因为电影作为意识形态产品的电影本质观在他们头脑里已经根深蒂固，一时还不能完全从电影是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固有观念中解放出来。电影生产部门之所以反对电影的产业化，是因为他们还不熟悉产业化运作的规律、模式、方法，从过去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一下变成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顿生出无依无靠的失落感，害怕无力承担投资失败的巨大风险。编剧人员之所以也反对电影的产业化，是因为他们写惯了适合意识形态宣传口味的宣教类剧本，一时还没有摸到如何让故事既有正价值的感召力又有娱乐观众的吸引力的门径。说穿了大家都还没有尝到成功产业化运作的甜头，所以患得患失、畏首畏尾。虽然反对电影产业化或认为在中国这样的环境电影不可能产业化的声音是在笔者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到的，并非直接来自广影集团，但是广影集团的产业化发展又不能说不需要倚仗这些人。一些广西电影人甚至领导层也有人不以《人再囧途之泰囧》的商业成功为成功，而以《碧罗雪山》的艺术成功为成功，认为只要两三年能出一部《碧罗雪山》这样的精品电影也就满足了。从产业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碧罗雪山》虽然也不可否定，但是能够取得《人再囧途之泰囧》式的商业成功更为重要。由此笔者觉得在广西电影人中“得奖情结”还比较重，还存在一种重“得奖”不重“得众”的心态。这无疑对广影集团的产业化发展形成了一种不小的阻力。

二是人才匮乏。北京电影学院的倪震教授曾对一些中小型电影企业做过一些研究，发现那不是职业化电影生产者的队伍，而是干部队伍。他说：“我觉得，行政干部和职业制片人这是两件事，电影企业股份制、产业化了，体制改造深入下去就牵涉到这个问题。大量制片人讨论的问题，是从行政角度谈的，不是从专业角度谈的，这也造成电影与市场脱节的一个弊端。”[5]倪震发现的其实就是中小电影企业缺乏专业人才的问题。广影集团也明显存在这个问题。对广影集团来说，其主营业务应该是影视产品的生产、发行和放映，单从影视产品的生产这一端而言，又主要是策划、制作、营销三个环节。策划环节，要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确定市场需求，根据市场需求选择剧本或组织合适人员创作剧本，确定拟生产影视剧的风格类型，建议承担制作任务的主创人员及演员阵容与类型，制定相应的融资和营销策略，预测影片的市场前景和利润指标，显然，策划部门需要抓好剧本选择和创作这一至关重要的工作，但又不仅仅是组织创作剧本这样单纯的工作，而是要对一部影视剧从题材、风格选择到生产出成品投放到市场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构想和设计，也就是对产品生产描画完整的蓝图。这中间最关键的工作是进行市场调研、确定产品的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制作环节，就是要对影视剧的制作流程进行标准化的组织和管理，这里尤其重要的是实行制片人中心制，而制片人必须是复合型人才，要求既懂艺术又懂经济还熟悉制片管理。制片人是投资方的代表，全程监控一部影视剧的运作过程，将投资方的策划意图准确传达给导演，确保在影片制作过程中得到完整实现，防止影片成品与策划意图之间出现难以缝合的裂隙甚至背道而驰。营销环节，就是采取强有力的营销措施保证营销效果，实现利润指标，甚至尽可能在利润上“把蛋糕做大”。营销活动并不是在一部影视剧制作完成后才开始的，而实际是在策划方案通过后就开始了。营销的方式、手段丰富多样，要与时俱进，营销的对象也不限于影视剧本身，还包括音乐、形象、商标、海报、服装、玩具、主题公园等，如美国大片《侏罗纪公园》的营销。影视剧的策划、制作、营销环节都很重要，可以说，一部成功的影视剧首先是策划出来的，其次是制片人监制出来的，再次是强有力的营销手段宣传出来的。广影集团的目标是实现影视生产、发行、放映的一体化发展，这也是其“集团化”的核心含义。放下发行、放映一端不说，单说影视剧生产一端，广影集团成立了电影制片公司和电视剧制作公司，有关电影、电视剧的策划、制作、营销工作也分别由这两个公司承担。这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公司下面尚未设置策划部、制作部、营销部等部门并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不是广影集团领导不想设置相关部门、配备相关人员，而是暂时找不到合适的策划和营销人才，所以电影制片公司和电视剧制作公司基本上还相当于电影制作部和电视剧制作部，策划、营销工作很难做到位。

先说其策划工作。广影集团决定是否拍摄一部影视剧，并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由领导一拍脑袋决定的，而往往经过一定的“策划”程序。集团2011年和2012年几部影视剧的选题确定有这样三种情况：一是剧作家和导演拿着剧本来商谈，经组织人员审阅剧本，多数审阅者看好才决定投拍，如电影《代乡长主政》和电视剧《聊斋之狐仙》（40集）；一是领导层看好某个题材，经内部讨论，意见比较一致才决定投拍，如电影《天琴》和电视剧《绝战桂林》（35集，播出时改为《绝战》）；三是影视圈外其他人推荐，经组织人员论证，多数同意才决定拍摄，如《阿佤山》。确定选题的这三种情况实际就属于策划工作的范畴。三种情况各不相同，但是其中有一道程序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有一个集体审阅、讨论、论证的环节，这个环节通不过就不可能投拍。笔者曾被聘请为广影集团审阅一个剧作家投给他们的一个剧本，叫《盖帽》，作者还是广西文学圈里一个颇有些名气的作家，但是就剧本本身而言，除了主题属于主旋律一类外，并无多少投拍的商业价值，所以送给专家们审阅的时间已经过去半年，还没有得到准备投拍的消息，这说明广影集团在策划一个选题时是比较谨慎的。但是，据笔者所知，限于人力和财力，广影集团还不可能进行广泛深入的市场调研，他们确定选题基本就是在集团内外找几个所谓“专家”进行讨论、论证之类，这样的工作即使带有策划的性质，那也是很粗糙的，由于欠深入、欠细致、欠广泛、欠系统、欠专业，还是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不够严谨，不够科学。

再说其制作工作。在制作方面，广影集团也可以说已经实行“制片人中心制”了，一般由公司董事长做出品人、经理做制片人。制片人也注重与编导沟通，要求编导实现集团愿望和目标。但是因为不很熟悉监制的基本工作和方式方法，监制工作很难到位。如《天琴》的题材本来很不错，制片人代表制片方即广影集团要求编导一定要抓住壮族法器天琴的“神性”，因为天琴不仅仅是一种民族乐器，在壮族人民那里更是一种带有神性的民族法器，必须表现出它的神圣性、神秘性、神奇性等“神性”的色彩，但是编剧也好导演也罢，就是抓不住这个要害，天琴在影片中仅仅就是一个表现两个年轻人爱情的普通道具，根本没有用合理的镜语触及其“神性”，看起来寡然无味，根本无法达到制片方的要求。那为什么就是拿编导没办法呢？因为早已与编导签了协议，比如编剧拿出提纲来支付百分之几十的编剧费，拿出初稿来又支付百分之几十，拿出第二稿又支付多少，根据协议即使最终达不到要求编剧费也已经支付得差不多了。导演费的支付协议也差不多，也是分阶段支付的。可是制作一部影片就像修建一座房子，一部没有达到要求的影片就像一座没有完成屋顶或者屋顶渗水的房子一样，是不应该交付使用的！问题是编导们拿到了大部分酬金后溜之大吉了，根本不管影片能不能交付使用，制片方拿着半生不熟的影片却无可奈何。可见，编剧、导演等的选择以及制片方与编剧、导演之间的合作方式必须改变。

还有其营销工作。一部影视剧出来之后，广影集团也不是没有做营销工作，比如他们在广西科教频道为《碧罗雪山》、《阿佤山》等影片做过专家访谈一类的节目，但是因为专业营销人才的缺乏，他们的营销活动多限于在纸媒体上发一些评论文章等简单的评介工作，甚至连这样简单的营销活动有时还不得不省略掉。因为营销人才的缺乏造成营销手段的简单无力，影片投放影院后因观众缺乏知晓度，更缺乏关注度和渴望度，几乎无人问津，即使有院线友情援助让影片进入影院放映也不得不很快就下线。就连《碧罗雪山》这样获得过多项国际大奖的优秀影片也因为营销力度不够而不得不龟缩在北京的某艺术影院断断续续放映着。广影集团近几年出品的一些影视作品，如《碧罗雪山》、《绝密1950》等，艺术质量都达到了中上水平，如果有一支称职的营销队伍精心策划和组织实施营销活动，那应该是可以创造不错的票房收入或收视率的，事实上却因为没有专门的营销队伍，致使它们的票房或收视率大打了折扣。

三是资金短缺。资金是一个企业的血液，资金短缺就是供血不足，就会断了企业的命脉。广影集团的前身广西厂与全国其他国有电影生产厂家一样，因“事业单位”的身份与市场环境的不相适应，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度停顿了电影生产主业，职工每月只能领到200多元生活费，以至于到2003年年底，全厂累计亏损1500多万元，负债4100多万元，濒临破产。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广西厂选择了转企改制的改革之路，经过整合资源，盘活破旧厂房和土地，“在发霉的荒地里挖出金子来”。但在2010年准备组建广影集团时，总资产也只有区区5000万元，而一个电影集团对资金的需求犹如“韩信将兵”，是“多多益善”的。现在的广影集团虽然总资产已经滚雪球般增长到了超过亿元，但作为一个一边需要养活200多人一边需要自负盈亏投资生产影视作品的电影集团，仍然只能算是小小的电影集团。可以说，广影集团与中影集团、长影集团、上影集团那样的大集团根本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点不同，处境不同，命运遭遇也就不同！国家制定了电影产业化发展的方针和政策，对于资金充足的大型电影集团公司来说，更多的是机遇，可谓如鱼得水。尤其是中影集团，因为从1994年开始拥有独家发行国外进口大片的特权，使其积聚了其他国有电影集团无法企及的雄厚资金。而让一个西部小电影集团和中影集团等大电影集团同在市场的大潮里去竞争，就像让蚂蚁和大象赛跑一样，就很难说是机遇而更多是挑战了。这虽然很不公平，但既然已经没有商量地被抛进了市场，就只能勇敢地面对挑战，并设法赢得挑战。因为在市场里没有人相信眼泪，市场的法则从来就是强者淘汰弱者，弱者若想不被淘汰，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自己变成强者。大的电影集团实力雄厚，财大气粗，可以大投入、大场面、大制作，走“高概念”电影的路线，小集团公司在某种意义上却还需要救命稻草。广西电影集团能够借助转企改制相关政策支持盘活了现有厂房、门面和土地等资源，也算抓到了救命稻草。但是，这还仅仅能够满足生存需要，广影集团的快速高效发展还缺乏必要的资本支撑。资金的短缺，成了广影集团目前遇到的很大一个瓶颈。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广影集团的当务之急是设法尽快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尽早突破资金短缺这个瓶颈。我们知道好莱坞是十分重视影片的营销的，一部影片的营销费往往占到了总成本的1/3左右。如果资金雄厚，广影集团也会懂得在营销上大做文章的。比如，广影集团本来打算在2012年将《阿佤山》推向市场前，展开一轮宣传攻势的，诸如在集团经营的广西科教频道做一两期专家访谈节目，在中国电影报、广西日报、广西广播电视报等纸质媒体上发表几组评介文章，等等，结果却因为版面费用等问题半途而废，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集团的资金甚是捉襟见肘，否则又怎会在乎版面费那几个小钱？全靠国家电影局的助推，其下属的华夏发行公司伸出援手，才使得《阿佤山》得以在北京、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一些院线影院露露脸，否则很难想象还能上院线。

四是尚未熟悉和掌握影视产业化运作的模式和技巧。“新中国的电影业一开始就被搭建在一个行政平台上，是担负着宣传教化功能的一项事业而非产业”[6]，广影集团作为具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在突然转制为文化企业之初，难免不受传统电影生产模式惯性的影响，虽然已经有了一种产业化运作的冲动，但一进行具体实践，就又惯性地回到了传统模式。2010年出品的《碧罗雪山》从艺术上说绝对是近几年少见的几部国产优秀影片之一，但是从产业化发展的角度说，电影重要的不是“得奖”而是“得众”。虽然《碧罗雪山》还没有上院线就赚回了近400万元，不能说不成功，但是毕竟它只是在北京的一家艺术影院每周放映一两场，没有打入商业院线，其盈利模式基本还是传统的“以奖杯换奖金”，“吃政府照顾饭”。当初拍摄《碧落雪山》，广西广电局投资200万元，国家电影局投资200万元，实际只花了380万元。在上海电影节获奖后，广西区广电局奖励80万元，区宣传部奖励40万元，获14届华表奖提名后，国家电影局奖励40万元，区广电局奖励40万元，区宣传部奖励40万元，加上卖给电影频道100万元，虽没有上院线发行放映，影片却已经累计盈利360万元。在中国特殊的电影环境里，这样的盈利模式不能简单加以否定，而且也不失为一种高明的商业运作模式，但是这里的商业诉求对象毕竟不是电影观众而是政府。这里以奖金形式兑现的政府埋单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统购统销虽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过去的统购统销是无条件的，无论产品质量一律购买，这里的政府买单是有条件的，必须用质量说话，质量低劣的次品政府是不会理会的——但总有点抱政府大腿的不光彩，而且如果仅此一个盈利办法也未免让人产生黔驴技穷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