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支持和促进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本质

孙中山力主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目的，就是有利于向北方传播革命思想。作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实际上是在封建的思想文化无处不容、无所不包的北大，兼容资产阶级思想，并包资产阶级文化。这在当时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它是一条为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开拓道路的路线。[8]从表面上看，蔡元培以“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为理由，似乎很公允地对待各种学说、思想、观点，实质是制定一个游戏规则，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提供讲台、场所及经费，而又让顽固派、封建卫道士、北洋军阀政府找不到攻击的口实。

这种学术思想自由的原则，使北大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开创了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的一代新风。应该特别指出，这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新局面，不仅有利于新文化新思潮的发展，而且又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如蔡元培先后聘请陈独秀、李大钊任教。在李大钊的努力下，蔡元培同意北大图书馆拨出房间，设立“亢慕义斋”，收藏马列著作，“亢慕义斋”实际上是我国第一个专业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图书室。北大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从1918年冬起，北大就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921年著名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成立时，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五四”时期在这里成长出一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确是得助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还有利于学生发展独立思维和创新能力，有利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但这个办学方针的本质是支持和促进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9]

当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概括，表现了蔡元培思想上存在的折中、调和的倾向，反映了在反封建文化斗争中的不彻底性。这种概括的外在性，既不能科学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完全符合他自己的教育实践。事实上，蔡元培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对世界大势的深切理解，使他在对北大的整顿中始终坚持革新进步的方向，而不是让新与旧、革新与保守无原则地混合并存。“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之所以能够孕育出一个新的北大，正是他扶植新思想、约束和反对封建旧文化的结果。[10]这些年来，在某些高校或学术团体中，常常以“五四”时期“兼容并包”的口号相标榜，或为营造科学文化发展所要求的学术自由的氛围，间或也为某种错误观点、错误思潮的出现作辩解。[11]由上可知，这与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实质是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