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管理思想旨在冲破军阀专制、复古逆流的藩篱

蔡元培曾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上阐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他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1]他在《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又解释说：“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下：第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第二，对于教员，以学旨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2]

与其说“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学术研究向往的境地，毋宁说它更是时代背景下的政治诉求。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建立起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在政治上实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依仗武力，肆意践踏共和制度，镇压民主力量，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各自扶植一部分军阀充当自己的代理人，造成了军阀割据和连年混战的局面。在经济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民族资本企业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迫切需要自由贸易。北洋军阀政府却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3]文化思想方面，中华民族在救亡御侮、自强图存的艰难探索过程中，提出了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也产生了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的对立。20世纪初，文化战线上的斗争趋于激烈，有些人主张抛弃古董，“全盘西化”，而另有些人主张读经复古，保存“国粹”。北洋军阀时期尊孔读经复古思潮更是猖獗一时。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北大是一个封建思想与崇洋媚外的大杂烩。表现在：①盲目崇外，轻视祖国语言。辛亥革命后，严复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全校积极推行外语会话。课堂上除国学课程外，都用外语讲授。课外活动，如开会、讲演、讨论也多用外语。尤其在一些教员中，几乎听不到用汉语讲话。甚至有个别中国教师一开口就是“我们西国”如何如何。外语中以讲英语的最为普遍，能讲德语的更是身价十倍，为众人所羡慕……反映了北大殖民化程度的加深。对此，不少人表示不满，连一些外国教师也不以为然，“叹为非兴国之征”[4]。②封建思想浓厚，学术气氛缺乏。改革前的北京大学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当时的学生由于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的学生嬗继下来，不少人以上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就是为了做官。教员中不少人不学无术，讲课陈陈相因，敷衍塞责。因此，学校里缺少学术研究的空气，学生是混资历，找靠山，封建复古主义的陈腐思想，泛滥横行。[5]③复古思潮盛行。尊孔读经的逆流在北大教师中也表现明显。拖着长辫子的封建余孽辜鸿铭公开提倡“尊王”、“尊孔”，鼓吹复辟。“筹安会”发起人之一刘师培，竭力宣扬封建帝制和孔孟的伦理道德，大肆攻击新思想。曾在北大任教的林琴南则肆意诋毁白话文，维护文言文。[6]资产阶级“新学”被压得透不过气来。

蔡元培（1868—1940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年轻的蔡元培是清朝的进士和翰林。清末转入反清民主革命，为清廷指名缉拿。1904年冬，他与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在上海成立革命团体光复会，主张民族革命，反满复汉，他被推为会长。1905年秋，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组织的同盟会，积极进行反对清朝帝制的活动。1907年5月，赴德国，进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和文学，接受进化论观点，主张教育救国。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他受孙中山之召，任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就任之初，他即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反对清末学部奏定的教育宗旨，改其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5项宗旨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5项。后因遭袁世凯忌而再去德国。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政府的教育总长范源濂致电其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孙中山认为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有利于向北方传播革命思想，力主就职。蔡元培思虑再三，认为任大学校长，并非做官，教育可以救国，遂决定北上就任。[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