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学科基础

20世纪50年代至今，少数民族文学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学科领域的拓展、学科观念的转变，以及主流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的转变，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确立提供了扎实的学科基础。

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内部，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经历了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各民族族别文学史编写，少数民族文学现象和成果的专题性研究及各民族文学综合性史论，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多民族文学研究的既有交叉而又过程鲜明的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即清晰地展示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自身的发生、发展、成熟和深化的过程，同时又显示出鲜明的由对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向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学科走向。

其一，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各民族族别文学史编写。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以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三大史诗为重点的全国各少数民族史诗、民间神话、传说、故事、诗歌等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工作。伴随着对各民族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各民族族别文学史的编写也纳入国家体制规划之中。从195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白族文学史（初稿）》和《纳西族文学史》至今，蒙古族、藏族、满族、回族、朝鲜族等40多个民族都有了自己民族的文学史。这些族别文学史的作者，大都为本民族学者，他们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占有了第一手的文学资料，这些文学史以史料的丰富翔实而著称，使人们较为完整地认识了各民族文学真实的历史面貌。

其二，各少数民族文学现象和成果的专题性研究及各民族文学综合性史论。各少数民族文学现象和成果的专题性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各少数民族标志性文学成果的研究和代表性作家的研究等方面，诸如郞樱的《玛纳斯论》、仁钦道尔吉的《蒙古族英雄史诗源流》等一大批史诗、神话以及各少数民族文学专题性研究成果，其学术意义不仅在于发现曾被汉语文学史或者汉族文学史所忽略或湮没的各少数民族的文学成就，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文学史进行了实证性的补充。如以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三大史诗为标志的史诗研究，不仅推翻了“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的定论，结束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从《诗经》中搜耙史诗的尴尬和难堪局面；同时，研究者对中国史诗的独特的形态、风格和传播方式的研究，也在潜移默化地转变着人们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观念。此外，对老舍、沈从文等进入主流文学史的作家的深入研究，重新发现他们创作中鲜明的民族特质，从而为中国文学的多风格、多特质提供了注释。在各民族文学史的综合性研究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等成果，对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而言，是一种学科内部的多民族文学史的综合描述，而对中国文学史而言，这些综合性文学史的“高等学校教材”的“身份”，则标志着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在事实上已经作为一种系统的国家文学知识进入了中国文学知识谱系之中。

其三，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由单一民族文学和专题性研究、各民族文学综合研究进入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新阶段。其中，郞樱、扎拉嘎等专家学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关纪新的《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在明确的“中国各民族文学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学术理念指导下，全面梳理、总结和研究了先秦至20世纪末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民族文学间的关系，初步展示了中华文学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此外，邓敏文的《中国南方各民族文学关系史》考察了南方数十个民族文学间的复杂关系，成为跨民族、跨区域、跨文化考察多民族文学关系的代表性成果。对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梳理和实证研究，使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历史样貌较为清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

其四，多民族文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邓敏文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第一次从多民族文学的理论角度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学和中国文学。进入21世纪，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等单位发起了“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在已经举办的四届论坛中，论题逐渐集中到中国文学史的多民族构成和多民族文学史观上来，涌现出《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等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对中国多民族文学进行广泛探讨的诸多论文，在学术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继对各民族文学进行充分关注的《中华文学通史》问世后，《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西北多民族文学》等成果，也都体现出鲜明的多民族文学的理论意识，昭示着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拓展和观念的嬗变。应该指出，多民族文学理论命题的提出是在民族文学研究界，但其影响已超出了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特别是，多民族文学的理念命题是在对百年中国文学史研究反思这一大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它不仅是对百年中国文学史研究学术反思的响应，同时，也走在了学术反思的前沿。

在主流文学史研究领域，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史研究走过百年研究历程的世纪之交，对百年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反思一度成为学界的热点。在2004年“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不是纯文学的“文学史”，不是汉民族的“文学史”，不是雅文学的“文学史”。其中，杨义提出了“大文学史观”和“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他从文学民族学问题、文学地理学问题、文学文化的融合问题和文学图志学问题四个方面，把汉民族文学的中心凝聚力和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合力结合起来，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在空间意义上打通中国文学。此外，“整体文学史观”、文学史的“长河意识”和“博物馆意识”、“回到文学史的现场”等观点的提出，也都将学术焦点指向了文学史观这一文学史写作的核心问题。笔者以为，主流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反思，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主流文学史研究领域对中国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源性、创造主体的多民族性、文化的多样性已经成为一种关于国家知识的通识后进行的回应，也是各少数民族文学已经作为一种中国文学的历史知识进入中国文学史的知识谱系的学科发展所推动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内部的学术积累以及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观念转变，不仅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提供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同时也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构建提出了要求和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