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
2017年悄然降临，自1957年创刊以来，《文学评论》已整整走过了一个甲子。六十年来，作为国内最重要的文学研究与理论批评的学术刊物之一，《文学评论》以其过硬的学术质量与鲜明的学术个性而一直为学界所重视，长期在文学研究领域发挥着导引潮流、培育风气的重要作用。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围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而进行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学术大讨论里，《文学评论》在其间既充当了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又为论争各方提供了建言发声的“会议桌”。站在今天的角度审视二十余年前的这场“轩然大波”时，我们不难发现它对国内文学研究的强力“塑形”作用。值《文学评论》创刊60周年之际，笔者拟在此择要回顾这场与《文学评论》有着密切关系的学术讨论，算是对《文学评论》光辉历史的一种致敬吧。
一
“话语”无疑是这次讨论中的核心术语。此词本为语言学术语，后经巴赫金、福柯等人阐发，“话语”一词从语言学范畴中走出，其意义更多地落脚于文化学及社会学领域，它迅速地与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价值观、信仰及权力关系相结合，成为西方学术体系最热的批评术语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诸多理论在极短的时间内大量涌入中国，令人眼花缭乱地以共时态呈现在国内学人面前，“话语”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并被严谨或不严谨地广泛使用着；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原本在国内一直被用于临床医学、语言学领域的术语“失语症”，逐渐与“话语”糅合在一起，悄然潜入文学批评领域当中。
20世纪90年代初期，“失语症”就已在《文学评论》掀起过不小的“风波”。黄浩在发表于《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的《文学失语症》一文中区分了“运动性失语”与“感受性失语”，并认为新小说患上的是“运动性失语”，“即语言传达的功能性障碍疾病。通俗一点讲，就是：新小说说话困难”，换言之，黄浩认为新小说语言探索过于激进，以至形式与内容脱节，令创作难以为继。
特别需要指出，在黄文中，引用了唐跃、谭学纯的一些表述用以支持自己的论述。随后，唐、谭二人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文章，针锋相对地反对黄浩“文学失语症”的说法，并依据语言学理论认为“文学尚未失语”，另外，二人还严厉地批评了黄浩对于“失语症”一词的移用：“……黄文的中心论点是新小说患有失语症，这也是用科学语言的功能性障碍现象来说明文学语言问题，并在移用过程中没有附加任何相关条件。由于黄浩同志使用了两套不能混用的计量系统来看待新小说语言实验，所以他不断发生矛盾……”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一方面显示了“失语症”与《文学评论》是“颇有渊源”的；另一方面表明，“失语症”从一开始进入文学批评领域，就是一个“麻烦不断”的“棘手”术语——正如后来的情况所一再证明的那样。
在90年代中后期频繁“出镜”之前，还有一些文章也零星地使用“失语症”，不过对其的理解与用法各不相同：有的用以指代文学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道德操守和精神品格的沦丧，有的用以指代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中“文革”题材的缺失，以及对“文革”的更深入反思的匮乏，还有的用以指代电影评论家面对汹涌而来的好莱坞电影的无法言说的困境……然而，这些文章大都对“失语症”的移用较为随意，缺乏系统性的阐述，因此，这一术语并未得到学界广泛的认可和使用。“失语症”真正在学界引起共鸣和讨论，是在笔者发表的一系列专题论文将其引入文论领域之后。在这些论文中，笔者明确指出，中国文论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这突出表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表达、沟通（交流）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若想真正地展开多元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就必须根植于中国本土文论的深厚土壤，认真地开始“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工作。后来的情形正如程勇所描述的那样：“斯论一出，顿时激起轩然大波，学者们或支持或反对，或深入追思，或另辟思想阵地，成为世纪末文坛最抢眼的一道景观。”
如果说“失语症”是针对中国文论界的“望闻问切”，那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则是随之而来的“对症下药”，而在三种文论资源（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现当代文论/俄苏文论）中，“古代文论”作为最为“中国”的“话语”，它在当代的价值与意义受到学界格外的重视也就“顺理成章”了。有鉴于此，若想较为完整地勾勒出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这场学术讨论的话，我们就必须把“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当作“中国文论话语建构”这一问题不可分割的三个部分。
二
与“失语症”一词“颇有渊源”的《文学评论》在这“世纪末文坛最抢眼的一道景观”中，时时扮演着“先锋队”与“组织者”的角色。《文学评论》在1996年第6期刊发了季羡林先生的《门外中外文论絮语》一文，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笔者发表在《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辑上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而写作的。季先生为人谦和率真，自言“我那爱好胡思乱想的老毛病又发作起来，如骨鲠在喉，必须一吐为快”，他在此文中指出，“东西文艺理论之差异，其原因不仅由于语言文字的不同，而根本是由于基本思维方式之不同”，正因如此，面对东西方两种话语，我们应秉承“不薄西方爱东方”的态度，“让这两种话语并驾齐驱，共同发展”，然而，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认真钻研我们这一套植根于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文论话语，自己先要说得清楚，不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季老这篇深入浅出的文章，一经发表就受到了国内学人的密切关注，在极大地“刺激”了相关的学术论证之进程的同时，又在后来学术论争的过程中成为被征引最频繁的文献之一。
紧承着季先生的文章，《文学评论》编辑部在1997年第1期特意设立了专栏，精心择选出了四篇论文与一篇报道，集中展示了不同学者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看法和意见。事实上，四篇论文的作者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探讨了“现代转换”这一命题：栾勋从“转换”的主体条件出发，认为研究者必须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及时调整自身知识结构，以为“转换”的成功实现提供必要的准备；党圣元则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高屋建瓴地勾勒出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与体系，从而为“转换”规划了较为系统的“路线图”；如果说刘烜尝试从前辈学人王国维的学术实践历程中寻找“转换”的经验的话，那么，李春青则试图以自己对于“自然”这一范畴的三层内涵的解读作为“转换”与“阐释”的示范。屈雅君对1996年10月17日到20日在陕西西安举办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讨会的综述报道，基本上涵盖了当时学界围绕“转换说”争鸣的各个方面：从“转换”的必然、难点与定位，到“转换”的可能、实例与前景。《文学评论》这一专栏的设立，既是对“失语症”命题的明确回应，也是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在策略、路径方面的有力补充。
在为此专栏撰写的《编者按》里，《文学评论》编辑部非常具有前瞻性地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将有一个相当长的探索期，预期将会出现不同观点与争鸣”。这一判断无疑是精准的，因为自此之后，围绕“失语”、“转换”以及“重建”等议题的讨论，其时间跨度之长、波及范围之广、反思研探之深都是以往少见的。在这篇《编者按》里，《文学评论》编辑部还允诺，“为了展开这一问题的讨论，本刊将陆续刊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们后来也确实对上述诸议题保持了相当的敏感度与关注度，在进入21世纪之后仍不时刊发相关文章，鼓励学界对此进行持续的切磋与争鸣：这都使得《文学评论》成为学界讨论“中国文论话语建构”话题的最活跃、最权威的学术平台之一。
三
以较宏观的视角来审视二十余年来以《文学评论》为发表平台的相关论争的话，笔者认为，可将其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争鸣期”（1996～2003年）。
以季羡林先生《门外中外文论絮语》的发表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专栏的设立为开始标志，《文学评论》在这一阶段刊发了多篇有关“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重量级论文，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失语”“重建”“转换”各抒己见，一时之间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蓬勃气象。关于这一阶段或针锋相对或遥相呼应的各方观点，已有多名学者进行过凝练的梳理与总结，无须过多重复。
笔者想在此简要地谈谈“争鸣期”阶段中的讨论呈现出的两个突出特征。首先，参与讨论者对“话语”“失语”等核心术语的理解不尽相同。在《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一文中，陈洪、沈立岩二人在认识到“失语症”与“影响深远的语言学转向的精神关联，以及与话语理论的更为直接的呼应”的基础上，敏锐地察觉到“人们在使用这个借喻式的名目时，包含了许多不尽相同的意思”，这一发现对于学界具有极强的警醒意义，然而在随后的讨论中，尽管笔者一再重申自己使用“话语”与“失语”的最初内涵，对于这两个核心术语的理解还是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并最终使得讨论不断挟裹进新议题，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其次，除了学理层面的争鸣外，参与讨论者还借机真诚地检视了新时期以来的治学风气与心态。例如，季羡林先生在文章中大力主张“送去主义”的同时，还号召学界“彻底铲除‘贾桂思想’，理直气壮地写出好文章，提出新理论”，老一辈学人的“苦口婆心”与“殷殷期待”令人感奋。又如，郭英德先生将新时期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理论的困惑”区分为“伪理论形态”、“准理论形态”以及“非理论形态”——这一精当概括完全可以算作对“失语症”最贴切的“脚注”，而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其根源有二，“其一曰研究者的理论修养不足，其二曰研究界的学风不正”，因此郭文呼吁“拨乱反正，重铸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品格”，这无疑与上文提及的栾勋先生文章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无论是否“失语”、能否“重建/转换”，研究者都必须要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水平，坚持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
带着对20世纪学术研究的严肃审视，学界将对“失语症”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一直延伸到了21世纪初期。随着对各个议题的争辩、切磋、研探的逐渐深入，诸如像陈雪虎先生的《1996年以来“古文论的现代转换”讨论综述》一样的爬梳整理类的文章次第刊发于《文学评论》之上。这一方面证明了学界围绕着“失语”“重建”“转换”的讨论已日趋成熟，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持续数年的学术热潮终于开始“退烧”。
第二个阶段，“反思期”（2004～2008年）。
相对于前一时期“百家争鸣”的热烈情况，这一阶段的学者开始以冷峻的眼光审视上一阶段论争过程中的诸种观点，并将持续深入的反思自觉地带入各个相关的研究领域之中。例如，王富仁、何锡章二人都对中国文论“失语”这一判断持谨慎的态度，他们分别在自己研究现代文学的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选择西方话语而没有选择自己传统的研究话语，正是研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这一内在规律决定的，绝非盲目和偶然”，而学界在反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同时，“不应把中国现当代文化主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革新发展本民族文化的行为一律视为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屈服和顺从”，在这样的反思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定位、研究方法与目的等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澄清。除此之外，这一阶段的《文学评论》上还有两篇文章格外引人注目：蒋寅先生的《对“失语症”的一点反思》以及笔者的《论“失语症”》。这两篇文章皆是针对“失语症”的集中言说：蒋先生词锋犀利地再度申明了自己判定“失语症”是“不能成立的命题”的理由，而笔者则在文章中尽可能全面地一一回应了“失语症”提出以来的学界反对意见，重新阐述了“失语之因”与“重建之途”。抛开学术观点上的具体分歧，其实不论是蒋先生还是笔者或是其他的参与讨论者，大家争鸣的落脚点都放在了当下与未来——学风如何改善，阐释怎么有效，路径如何择取，如蒋先生所言的“‘失语’绝不是什么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用不用西方话语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学问，能不能提出新理论、产生新知识的问题”，确实有其现实针对性，十分具有警醒意义。这样的例子在此次讨论中还有很多，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直面现实、关注现实之务实学风的提倡与围绕“失语”进行的学术争鸣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第三个阶段，“实践期”（2008年至今）。
随着参与论争的各领域学者开始重返各自的研究领域，以实际的行动落实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工作，关于“失语”、“重建”以及“转换”的讨论逐渐消歇。然而，这次讨论的消歇不意味着它的失效，经由这次讨论达成的共识，预计将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文论界产生持续的“塑形”作用，而回顾这一进程发生的背景、经验及教训，同样对当下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四
在简要回顾这场延续近十年的“失语症”以及由其引发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讨论的历程之后，笔者还想继续就此零碎谈谈自己的几点想法。
（1）将“失语症”引入文论领域是这场学术论争得以发生的重要契机。平心而论，将“失语”由神经病理学领域“移植”到文学理论领域，确实是一种极具创新精神的举措，“失语”一词所具有的生动的表达效果以及丰富的象征意味，使其一经使用就迅速流布，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各领域专家、学者皆可借以表达、交流、论争的一个公共“话语”。这一事实启示我们：在结合具体的学术实践的基础上，不仅要重视“表达什么”，也要重视“如何表达”，而对其他学科领域术语的“借调”或许是保持文学研究“话语”活力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我们必须要防范“失语症”讨论中出现的“误解之上的对话”以及“滚雪球式的膨胀”的不良倾向，这就需要我们今后在移用术语时，必须要明确其内涵、界定其范围、规定其对象——否则，像鲁迅先生在《扁》一文中所讥讽的“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还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2）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来自西方的经济、文化等诸多事物一起涌入中国，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人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经济领域出现了所谓的“麦当劳取代了饺子馆”，而在大众文化领域，以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产品在营造视听奇观的同时，也暗自“兜售”着个人英雄主义及其主流价值观念；精英文化领域的情况也同样不容乐观，西方文论批评话语的大规模密集引用，精英知识分子不但在对其不停的追逐中“消化不良”，而且不得不面对文学边缘化、商品化这样的尴尬局面。由此，西方经济、文化上的强势“侵入”，使得“后殖民”的预言变成了并非危言耸听的事实，而剧变带来的“切肤之痛”，正是“失语症”讨论在当时兴起的精神背景——这是不容否认的彼时实际情况，当我们在回顾这次论争时，就必须要将上述事实纳入考查范围之内，因为正如南帆先生所言，“‘失语症’之说产生的巨大效果表明，仅仅考察逻辑的脱节无法释除众多响应者的强烈情绪。理论家的民族身份产生的意义可能比预想的要大得多”。
（3）进入21世纪前，学者开始主动地对20世纪（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界乃至学术界的发展历程进行清理、总结、反思，在一种世纪末的焦虑情绪下，试图通过严肃的“向后看”来获得“向前走”的“勇气”与“视野”，朱立元先生在《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一文中的这段话在当时很有代表性：
在逼近20世纪末的今天，随着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革命性转型，中国文化也在经历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上展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历时性文化现象，奇迹般地投射在当代文化的共识屏幕上。面对着这样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景观，一个百年前被提出过的老问题又一次提到人们面前：中国文论向何处去？
《文学评论》编辑部组织召开“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专门开辟“二十世纪文学回顾”专栏等举措，都自觉不自觉地体现了上述“焦虑”；而关于“失语症”“转换”“重建”的讨论在这种“焦虑”下愈演愈烈也就不足为怪了。其实，“失语症”从来都不是一个新话题，而伴随着学界“焦虑”感也非20世纪末才独有的经验，近现代以来，“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拉锯式的“冲突”一直都是学术研究领域的常态：从晚清的“中体西用”到新文化运动中的“学衡派”，再至抗日战争时期围绕“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讨论，一直到这场“失语症”大讨论——虽然这些命题产生的时代语境与文化背景不尽相同，但其潜在的基本心态、内在动因具有不少相似之处。
带着以上这些认识，笔者确信“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从来不是“一时之事”，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始终伴随在中国已经走过的以及继续要走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也始终是一项不断的“试错”与“证伪”的长期工程；因此，围绕着“中国文论话语建设”而进行的讨论及工作，不会过时，也不应过时。笔者真诚希望“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工作在今后能继续扎实地向前推进，也衷心祝愿《文学评论》越办越好，能继续在这项对学界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中发挥一如既往的先锋作用！
（作者曹顺庆为四川大学教授，时光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