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刊的责任与困境——为《文学评论》六十周年而作
十几年前，在谈论什么样的人该出“全集”时，我曾引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及诗人袁枚的意见，区分“大家”与“名家”。结论是：“名家有所得，大家有所失，得失之间，最该关注的，是其学问及文章的气象、境界和范围。”
人物如此，杂志也不例外。套用全祖望的说法，办名刊不难，“瘦肥浓淡，得其一体”即可；而大刊则“必有牢笼一切之观”（《文说》），不是很容易做到的。除了主观努力，还得有天时地利人和；单靠政府一纸公文，解决不了问题。
发如此迂腐的感叹，那是因为，在我看来，走过六十年征程且取得辉煌业绩的《文学评论》（简称“文评”），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最终成为引领一代风骚的“大刊”，实在太难了。今天的《文学评论》，名气远比20世纪80年代大；但那是不合理的评鉴制度造成的，并非自家努力的结果。甚至可以这么说，今日的“高处不胜寒”，成了“文评”健康发展的巨大障碍。
我与“文评”结缘，始于初刊1985年第5期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黄子平、钱理群合撰）。此后若即若离，到今天，总共也才刊出十文，算不上铁杆作者。尤其整个90年代，我从没在“文评”上露过脸。并非有什么过节，只因那时正与友人合办民间刊物《学人》，好文章留着自己用，次一点的又不好意思给“文评”。而且，说实话，那时年少气盛，并不觉得《中国社会科学》或《文学评论》的水平比我们《学人》高。只是最近三十多年，中国人文学界风水轮流转：“八十年代民间学术唱主角，政府不太介入；九十年代各做各的，车走车路，马走马道；进入新世纪，政府加大了对学界的管控及支持力度，民间学术全线溃散。随着教育行政化、学术数字化，整个评价体系基本上被政府垄断。我的判断是，下一个三十年，还会有博学深思、特立独行的人文学者，但其生存处境将相当艰难。”这种状态下，《文学评论》的名声及地位水涨船高，吸纳好稿子的能力也就迅速提升了。
资源多了，地位高了，责任也就更大，学界希望你成为“中流砥柱”“学术标杆”。早年即便若干动作不太雅观，大家也都能理解，因为生存不易；现在不一样了，稍有差错，媒体及民众必定穷追猛打。记得某杂志2009年刊登某大学副校长《何谓“理论”? 》，竟被揭发抄袭云南大学某讲师多年前的讲稿，作者难堪不用说，名刊也因此英名扫地。此等困境，一次就足够你难受好多年，弄不好，几十年努力前功尽弃。正因此，责任重大的名刊主编，不能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这个时候，我对“文评”的最大担忧，不是发很烂很烂的文章，而是全都合格，但出不了彩。最近十年，大批训练有素的新晋入列，学术规则得到较好的遵守，加上各大学加大奖励力度，《文学评论》所刊论文，基本上过得去。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诸文大都稳妥有余，而勇猛精进不足。如果十年后总结，本领域最具创见的文章不是或很少发表在《文学评论》上，那没什么好说的，编辑部及主编都必须检讨。
说这句话，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评论》，与其他刊物处在竞争状态，主编及编辑都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努力追赶学术潮流，把握发展脉搏，主动争取好稿子。如今杂志名声在外，老少贤愚全都往这里挤，推都推不开，编辑根本没时间及精力去主动发掘。以我研究晚清以降报章书局的体会，最具创新意识的，当属同人杂志；至于已成名且规模巨大的书局或报章，往往各有其“傲慢与偏见”，守成有余而拓展不足，导致其在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上落了下风。
真心希望，再过一个甲子后回望，历尽沧桑的《文学评论》，没有辜负世人的期待，当得起堂堂正正的“大刊”二字。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