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学评论》的半甲子
一个学者的学术成长，总是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学术体制关联在一起，这些体制如学术杂志、出版社、大学、学术会议等。假如把学者比作鱼儿，那么，这些体制就是水。离开了水，鱼儿便不复存在。学者与体制这种鱼和水的关系，决定了鱼儿的成长与水不可分离。
我与《文学评论》颇有些缘分，而且时间久远。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我上本科三年级时小试牛刀写了一篇文章，自觉有些心得和新见，于是不知天高地厚地投给了《文学评论》。当时心里盘算着，先从最高级别的刊物开始投，也算是对自己学术潜力的一次试探。令我没想到的是，这篇处女作竟然被《文学评论》全文发表，那是1981年的事。从一个人的学术生涯来说，处女作的发表算是一件具有出发点意义的重大事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给以学术为志业的人注入了强大的驱动力。此后几十年中，我的学术研究始终和《文学评论》多有交集，不少自认为有些创建的文章就投给这家刊物，并有幸在这个号称中国文学研究No.1的学术杂志发表过多篇论文。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还荣幸地获得“《文学评论》（1992～1996）优秀论文奖”。一个作者与一本杂志半个多甲子的因缘，虽说不上是一段动人的佳话，却也蕴含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当《文学评论》六十年盛事向我约稿时，真令我感慨良多，我甚至突发奇想：当年如果没有《文学评论》给我提供发表处女作的机会，我的学术生涯又会怎样？
《文学评论》在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场域中是No.1的顶尖杂志，此判断并非吹捧或过誉之词。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数据，在中国文学大类来源期刊中，《文学评论》多年来始终首屈一指，未有可取代或可与之PK的其他对手。在我看来，《文学评论》所以在中国的学术生态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不只是它后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强大学术支持，更重要的是，在今天高校学报、同人杂志集刊铺天盖地的境况下，《文学评论》作为一个独立学术机制，海纳百川，兼收并包，超越了特定学术单位、研究机构和学派同人的捆束与局限，进而使其不但在事实上，而且在学者们心中，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界所翘望的崇高舞台。《文学评论》所特有的独立而开放的特性，自然吸引了高水平的作者争相投稿，它本身也是知识场中提出新问题、引领新方向的顶尖杂志。
学者与杂志的鱼水关系其实也是一种互惠互赢的关系。高水平的杂志有赖于高水平的作者，而高水平的作者又从高水平的杂志中得到提升。所以，能在《文学评论》上刊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其意义不啻是对学者自己学术研究的肯定。据我所知，在一些国外知名大学的图书馆里，《文学评论》是杂志柜架上的常客。这表明《文学评论》一方面是彰显本土文学研究成就的舞台，另一方面是向国际学界展示中国学术的重要窗口。
一刊一甲子，《文学评论》六十年，刊物的历史不但见证了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也发现、提携和惠及了好几代学人。当年我发表处女作时还未入“而立之年”，如今已是“耳顺之年”了。这三十多年里，我与《文学评论》一起成长，不断地受惠于《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学术引领，亦受教于诸多学者所提出的本土性和世界性难题的开拓性研究，还目睹了这本杂志的栏目、版式甚至印张等方面的变化。在和《文学评论》结缘的几十年中，我有幸结识了《文学评论》几任主编及诸多编辑同道，特别是和钱中文先生交往较多，曾得到他的指点和鼓励，深感其学术影响和人格魅力。用通俗的比喻来说，《文学评论》就像是知识界的茶馆，各路学人历经学业艰辛旅途后，来到《文学评论》品茗会友，坐而论道。编辑部各位同道如茶馆掌柜，边沏茶上水，边攀谈闲聊，他们热心学术并助人为乐的品格，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过去一些年，我观察《文学评论》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经常走出皇城四方联络沟通作者，商议选题或稿件，参与各地学术活动。一个杂志俨然成为文学知识生产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发动机。说来惭愧，作为《文学评论》多年的评委，我除了参加为数不多的几次编委会之外，实在对这本重要的杂志无甚贡献，还多年接受杂志社赠送的刊物而先睹为快。
《文学评论》一甲子，历经“十七年文学”、“文革”、改革开放和21世纪几个不同阶段，作为一个老作者，除了对一个老刊物叙旧忆旧之外，更关注并期待着《文学评论》的未来。今天中国的学术生态既生机勃勃，亦危机重重，学术研究不但高度体制化，而且高度分层化了，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的现代性弊病的“科层化”以及工具理性支配，也在学术界随处可见。想当年一个初出茅庐的本科生，能在顶尖刊物上发表自己的处女作，今天这样的情况虽不能说全无，却也概率很低了。回想20世纪80年代，学术与学者的现实关怀和生存状况密切相关，而时至今日，学术更像是为稻粱谋的工具。尤其是当下，人文学术不断边缘化，宏大叙事日渐衰落，知识已越来越成为商品，学术的尊严日益受到挑战。面对这样的困局，《文学评论》如何以变应变？如何引领中国的文学研究？我想，这是《文学评论》的铁杆作者和读者所关心的。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