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黑暗”是晚清民初的启蒙知识分子参照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建构起来的一个概念。在晚清民国的历史语境中，鲁迅以其尖锐深刻而又丰富多元的黑暗书写而成为表达黑暗体验的代表性人物。无论从鲁迅自身的创作还是鲁迅研究历程来看，“黑暗”都是一个关系到如何理解鲁迅精神世界与文学世界的关键词。本书首先致力于概念的清理，将“黑暗”作为一个能集中揭示鲁迅人生、思想、审美观念与艺术个性的核心概念，从外在历史语境与作家内在主体精神两方面追溯黑暗体验的发生过程，厘清鲁迅的黑暗体验与时代共名既保持一致又有重要区别的多重内涵，深化对于鲁迅精神结构的认识。其次，从鲁迅相关创作的代表性主题、形象建构、反讽表达等方面建构一个鲁迅黑暗书写的专题研究系统，在民国的政治、文化、文学生态中，通过对代表作品的细读、对具体而又典型的文学现象的分析，探讨鲁迅的黑暗体验经由怎样的审美机制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内容，揭示鲁迅独特的精神气质、多维的精神走向与兼容并蓄的审美趣味。最后，在鲁迅和卡夫卡、嵇康等有关黑暗体验和书写的比较中，进一步凸显出鲁迅黑暗体验和书写的现代性与独特性。

古代汉语中虽然已先后出现了单音词“暗”与双音词“黑暗”，但二者在词义上并不具有完全的通约性，“黑暗”仅指光线不足的自然现象。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黑暗中世纪”的命名与批判为参照，发现并赋予了“黑暗”社会学层面的批判内涵，并通过报刊的传播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流行词语之一，“从黑暗走向光明”凝聚着以西方启蒙运动为参照的民族想象。在对异域文术新宗的择取和对晚清黑暗书写的扬弃中，鲁迅成了启蒙主义范式下黑暗书写的杰出代表。鲁迅既在与时代共名的社会学层面接受并频频使用着“黑暗”一词，但关注人的整体性这一出发点也使他更进一步探索了个体生命的内在黑暗体验，包括人内在的非理性世界与民俗文化中的鬼神与死亡想象。从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三个层面凝练而成的“黑暗”对于鲁迅来说也因此成为一个比“启蒙”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不同时间观的难以兼容使鲁迅的黑暗体验呈现出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鲁迅回避了“黑暗”的宗教体验及相关问题的形而上探索，彰显的是世间英雄的自由反抗精神。

主题作为意义的沉淀，是体现在整个作品中对生活的深刻而又融贯统一的观点。“纪念”、“复仇”、“鬼神”是鲁迅黑暗书写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主题。当革命被逐渐建构为一种与自由、解放、新生等内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时，鲁迅通过纪念逝去的革命者的方式，揭示了革命的二重性，映照出不同政治场域中三类革命知识分子的民国命运，其深沉的历史情怀与“隐心而结文”的纪念艺术具备了挑战民国权力场域的特殊功能。“复仇”主题寄寓着鲁迅对自身与传统之间无法摆脱的文化同质性的焦虑与克服，《铸剑》在熔铸中外复仇文学精神的基础上，象征性地书写了鲁迅心理人格中自我、本我、超我的内在隐秘，以及他对传统文化创造机制与压抑机制的洞悉。“鬼神”崇拜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民间信仰，在现代启蒙史观的线性叙述结构中遭到了压制与否定，鲁迅在他一生的各种文体创作中始终不忘鬼神的存在，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文学上的审美趣味，也关涉着他对晚清以降思想文化观念转换变迁以及对启蒙史观的别样思考。

鲁迅黑暗书写的形象建构借助于意象、隐喻、象征等符号系统，将现实生活中的现象予以艺术的提炼与变形，重新组合成一套具有多重意旨的话语，让读者在陌生的形象与体验中重新领悟自己的生存境遇。针对2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阵营第二次分化中出现的无数碎片化的黑暗，隐喻化的杂文书写成了鲁迅最得心应手的批判武器。“叭儿狗”、“羊”、“恶鸟”等动物性隐喻充分体现了其黑暗书写见微知著而又活泼锋利的特点。通过对厨川白村象征艺术理论的接受，在《野草》中鲁迅终于找到了与内在黑暗体验相匹配的艺术手段，使早期尝试过的“死火”等象征意象由单薄变得丰盈多义。“夜”作为黑暗体验形象化的特定意象，投射出鲁迅不同阶段思想变化的历程。反讽是鲁迅黑暗体验书写的主要修辞方式。现代反讽的基础是那些明显不能解决的根本性矛盾，展现出的是叙事深层意义上两个命题的对话或对抗，并与修辞技术的关系日趋密切。鲁迅的第一篇创作自序《呐喊·自序》集中了构成其反讽的多种“元矛盾”：记忆与忘却、寂寞与呐喊、小说与文章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过去和现在、传统与维新、正路与异路、为人与为己、隐藏与显现等一系列冲突。鲁迅杂文中的戏拟反讽、小说中由不可靠叙述及叙事伦理对故事伦理的超越制造的反讽既是极富开创性的现代修辞策略，也是他对黑暗体验的机智表达。

作为黑暗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和预言者，鲁迅与卡夫卡以各自的创作不仅深入地探讨了新旧交替时代人们遭遇的危机与出路的可能性问题，也全景式地呈现了大变动时代的美学特征与走向。他们的黑暗体验与书写在中西不同文化背景的映照下，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内涵和审美选择。鲁迅小说的“归乡”模式和卡夫卡小说的“寻找”模式集中体现了他们对传统与自我问题的探索。对于鲁迅来说，漫长、强大的文化传统既是孕育他精神人格的母体和资源，一度也曾被他作为启蒙原则的抽象对立面而成为极力要摆脱的重负；卡夫卡则恰恰相反，他一生的惶恐不安都来自失掉了犹太文化传统、隔断了传统之根的精神折磨与痛苦。鲁迅和卡夫卡先后发表的《狂人日记》和《地洞》，都借“被迫害妄想狂”的恐惧将作者所属时代的精神困境凸显至读者面前，而其主人公恐惧的缘由与其妄想的内容则又分明地显示出作者思考方式的差别与中西文化的不同面向。

鲁迅对于嵇康的热爱是鲁迅研究中不可忽略的议题。一为现代知识分子，一为中古时代的士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结构模式及易代背景既为两人提供了大致相似的黑暗体验，巨大的时间跨度也决定了他们黑暗体验的根本区别：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本质上仍然是传统儒道文化系统内部的一次调整，鲁迅的“反礼教而张个性”彰显的是古老民族在现代价值观念烛照下的启蒙诉求。嵇康玄理之中有寄托的论体文尤擅辩名析理、推类辨物且文辞壮丽，鲁迅在数次的校勘中深得嵇康论体文在思维方法、论证方式、文体风格方面的神髓，其杂文创作善于辩名、善于推论，注重循名责实、富有诗性的特征，无不携带着来自以嵇康为代表的传统文章学的强大基因。

鲁迅的黑暗书写在社会批评与自我解剖两方面都抵达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其强健的精神立场与极富创造性的艺术形式是他留给当代文学的丰厚遗产。这个大智大勇的写作者以他的“黑暗”照亮了无数渴望并追求光明的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