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选题的依据与意义

“黑暗”是晚清民初的启蒙知识分子参照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建构起来的一个概念，其社会学与心理学意义上的内涵通过近代知识分子对历史境遇的体验与自身的情感体验得以生成。文学创作作为体验的外化形式，不仅能将历史体验与生命体验凝定在文本世界中，也能通过审美观照摆脱历史与现实的重负，获得生命的自由与超越意义，并对后世读者产生持续的影响。在晚清民国的历史语境中，鲁迅以其尖锐深刻而又丰富多元的黑暗书写而成为表达黑暗体验的代表性人物。鲁迅的创作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黑暗书写的源头，在萃取、融合中外文化、文学的基础上，开启了三个层面的向度：社会学、历史学层面的“黑暗”打开的是传统文化与现实政治权力结构中非人性、非人道的暗陬；人格心理学层面的“黑暗”针对的是自我幽深莫测的无意识、非理性世界；民俗学层面的“黑暗”揭示的是与死亡、鬼魂有关的幽昧世界。“黑暗”浓缩了鲁迅创作的全部精华，既是他作为现代批判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之表达，也体现出他作为深谙审美规律的艺术家在探索自我与社会、现实与历史、经验与超验等方面所能达到的高度。

从1908年《摩罗诗力说》最先出现“黑暗”开始，鲁迅一生在创作中使用该词达上百次之多。“黑暗”在他笔下，既指“没有光”的自然现象，如“未庄在黑暗里很寂静”（《阿Q正传》）、“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伤逝》）；也喻指一切腐败落后、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如“黑暗的闸门”、“黑暗世界”、“黑暗势力”、“黑暗的文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等；在谈论自己的思想状态和作品时，“黑暗”也是鲁迅的常用语词，如“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1]、“我的思想太黑暗……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偏与黑暗捣乱”[2]；除此之外，他也在“未知、神秘、超越”的含义上使用“黑暗”，如“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阿长与〈山海经〉》）。

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其自身的概念体系既有别于西方知识分子的精密也不同于他同时代人的清晰，他一般不会先验地预设其确定的内涵，而是常常使之带上文学特有的感性光晕，“进化论”、“国民性”乃至“中国”、“文学”都是如此，“黑暗”也不例外。黑暗书写的多元化与他对这一概念界定的阙如，在留给读者思考余地的同时也引起了长久的争论。颇有意味的是，争论也在“光明—黑暗”这两种截然相反的阅读体验之间展开。《呐喊》甫一出版，雁冰即撰文追忆当初读《狂人日记》“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3]；稍后张定璜也将中国旧小说与《狂人日记》的阅读感受加以对照，感叹“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4]；在与鲁迅的最初通信阶段，许广平从新青年的角度将这种感受准确概括为：“虽则先生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5]从鲁迅的黑暗书写中感受、汲取希望与光明的力量，从黑暗中看见光明，这是一种读法；与此相对的是，另有部分读者从中感受到的却是消沉与死灭、是更集中与浓重的黑暗。如革命作家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与《“朦胧”以后——三论鲁迅》等文章中分别从内外两方面批判鲁迅创作的黑暗倾向，[6]叶公超在《鲁迅》中指出鲁迅是“内倾的个人主义者”，并认可“鲁迅是个虚无主义者”的说法，认为其影响“终于只是使我们沉溺在自己的愤慨与失望中而已”[7]。这些观点后来被苏雪林概括为“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的两条罪状予以讨伐[8]。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直至当今，对于鲁迅黑暗书写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读法，一直不绝于耳。这种分歧至少表明了两点倾向：一是鲁迅著作关于黑暗体验书写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只有极富张力的文本才能同时包容两极的因素；二是如何理解鲁迅的黑暗书写，与接受主体的价值立场和精神结构有着很大的关系。

如果说以上来自鲁迅同时代的评论因为受到当事人主观情感因素的影响尚具有历史现场的不稳定性，那么大半个世纪以来关于鲁迅“黑暗”的阐释也从未获得过某种统一性。在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独步天下的时代，“黑暗”以其社会学意义遮蔽乃至收编了鲁迅赋予它的独特含义；而自个体生命的体验、感受得到肯定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鲁迅内在生命体验的“黑暗”又被赋予了凌驾于其他层面之上的突出位置，呈现出随阐释语境由追求社会功利化向割裂社会历史的摇摆，在工具化鲁迅与孤立化鲁迅两极之间滑动。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为开端的政治意识形态开始了对鲁迅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主流阐释，进化论到阶级论“两段论”的定性与毛泽东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大家”的定位，使得鲁迅黑暗体验中个体性的内容无不被整合进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宏大话语之中。鲁迅黑暗书写的意义，其最初的出发点与最终的归宿都被纳入社会改造的角度加以阐释，譬如瞿秋白肯定鲁迅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首先表现为“鲁迅是竭力暴露黑暗的，……善于读他的杂感的人，都可感觉到他的燃烧着的猛烈的火焰在扫射着猥劣腐烂的黑暗世界”[9]。胡风认为“五四运动以来，只有鲁迅一个人摇动了数千年的黑暗传统”[10]。毛泽东称赞“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11]。新中国成立至新时期，即使有阐释者与鲁迅的内在“黑暗”相遇，或者视为言说禁区加以规避，或者让“黑暗”囿于光明的辩证统一之中。

在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对鲁迅形象进行塑造的同时，竹内好、夏济安、李欧梵等海外学者开启了全面认识鲁迅“黑暗”的新阶段，并启发了国内生命哲学派对鲁迅主体精神结构复杂性、矛盾性、悖论性的发现。“从《反抗绝望》开始，汪晖等年轻一代鲁迅研究者不仅不再讳言鲁迅内心世界的‘黑暗’，反而有一种对‘黑暗’的热衷倾向。甚至，《反抗绝望》‘探索复杂性’的一个标志就是‘弃明投暗’。”[12]他们以“深描黑暗”的方式对鲁迅精神结构中以前被遮蔽的“绝望”、“虚无”、“痛苦”、“存在”、“荒诞”、“压抑”等与“黑暗”相关的关键词进行了发掘与阐释，从而重构了不同于“革命民主主义者”、“启蒙主义者”形象的“存在者”鲁迅。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推进了人们对于鲁迅精神结构与文学文本的认识，但也形成了新的遮蔽：鲁迅作为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启蒙理念和革命倾向被淡化甚至被遗忘了。“工具化鲁迅”的历史误读使人们在摒弃政治功利化的同时，也拒绝了对其革命理念、思想方法的合理接纳，而走向了“孤立化鲁迅”的另一端。就如钱理群所反省的：“过分强调‘个人的鲁迅’、‘世界、人类的鲁迅’，而忽略了‘社会的鲁迅’、‘民族的鲁迅’，这也会形成对鲁迅的某些遮蔽。”[13]

面对“黑暗”这个既带有时代共名特征又融合了鲁迅个人生命体验的概念，阐释者只有在厘清普范性与独特性界限的基础上，才能进而对鲁迅的文学世界与思想世界做出既符合历史实际也符合鲁迅实际的解读。但是，恰恰是对于这个关键概念，不仅在鲁迅自己的创作中有着不尽相同甚至相去甚远的意旨内涵，而且对于研究者来说也是言人人殊。概念的分散与随意无疑制约了对鲁迅“黑暗”及相关命题的进一步研究。相对于“黑暗思想”、“黑暗意识”等概念的第三人称属性与客观性，“黑暗体验”更强调鲁迅从第一人称出发对现实与自我生命的感知，更强调这种主观性的感知与鲁迅创作之间的能动关系。同时，也因为“黑暗”是一个偏重于内容的概念，所以，一般的研究思路也侧重于从鲁迅作品的内容倾向出发探寻其批判主旨或者形而上意义，而相对忽略了文本形式层面的审美研究。事实上，鲁迅的黑暗体验与黑暗书写之所以具有如此广泛、持久、深入的影响，正是得力于其极富创造性的艺术形式的支撑。同样的思想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也多有表述，如改造国民性、批判腐败政府、揭露文人恶习等，但只有鲁迅的黑暗书写历久弥新，在历史时间的淘洗中依然熠熠生辉。从基本的形象、文体、修辞等形式要素探讨鲁迅黑暗书写的价值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这也是本书希望有所突破的地方。

针对鲁迅黑暗研究中已取得的丰硕成果与尚有待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的研究空间，本书力求从文学鲁迅、整体鲁迅、民国鲁迅三个基本点出发，立足于文学本体立场，打通鲁迅创作中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通信、日记等各种文类的限制，将鲁迅还原到民国这一特定的政治、文化、文学场域中，从历史研究与诗学研究的角度，对鲁迅的黑暗体验与黑暗书写做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与鲁迅实际的描述。研究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从鲁迅的创作实际出发，首先致力于概念的清理。将“黑暗”作为一个能集中揭示鲁迅人生、思想、审美观念与艺术个性的核心概念，从外在历史语境与作家内在主体精神、文学取向两方面追溯黑暗体验的发生过程，厘清鲁迅的黑暗体验与时代共名既保持一致又有重要区别的多重内涵，以及这一概念本身包含的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各要素之间形成的悖论关系，深化对于鲁迅思想的认识，并为相关课题的后续研究提供较为完备、翔实的参考资料。

第二，在概念清理的基础上，从鲁迅相关创作的代表性主题、形象建构、修辞策略等方面建构一个鲁迅黑暗书写的专题研究系统，从民国的政治、文化、文学生态出发，通过对代表性作品的细读、对具体而又典型的文学现象的分析，探讨鲁迅的黑暗体验经由怎样的审美机制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常谈常新的重要内容，揭示鲁迅独特的精神气质、多维的精神走向与兼容并蓄的审美趣味。从新的问题或是新的研究角度出发，推进对于鲁迅精神世界与文学世界的理解，也期望能为当下的文学研究、价值重建提供一些有启发意义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