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 解題

六十多年前，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1892—1978，字鼎堂）先生以其天才的想象力寫下了《十批判書》，其中之一即《儒家八派的批判》，對韓非子所提出的孔子之後“儒分爲八”的學術史懸案進行了“批判性”研究。這是第一篇真正意義上關於孔門弟子及其後學的學術論文。郭老的這篇文章，在戰國儒家學術史的研究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影響極大。然而，由於材料方面的限制，以及對材料的理解和把握所體現出的時代局限，這篇文章存在著諸多問題和偏失。

由此，學術界提出所謂“儒家八派”，便是郭鼎堂根據《韓非子·顯學》“儒分爲八”之説提出的學術史概念，是對先秦時期儒家學派分化的概括性説法。這裏就涉及到韓非“儒分爲八”説之是否符合儒學史實際，郭氏“儒家八派”説能否符合韓非説之本義的問題，同時，七十子及其後學中，不列於“儒家八派”者如何處理，如何理解其與八派之關係及其學術史、思想史地位。可以説，“儒家八派”的研究，便是對整個早期儒家學術史的梳理。

郭氏之後，對“儒家八派”以及戰國儒家學術史的研究逐漸深入，推動了這一課題的深化，但問題依舊甚多。半個多世紀以後的今天，尤其是隨著出土文獻的大量問世，儒家學術史的研究有了新的材料依據，許多待發之覆和歷史懸案都展露出可獲解決的曙光。不言而喻，繼郭鼎堂先生之後對這一重大歷史問題進行“再批判”，對早期儒學傳承進行系統研究、理性反思，不僅十分必要，而且條件也已成熟。

七十年前，近代史學巨擘義甯陳寅恪（1890—1969）先生首倡學術“預流”之説，曰：“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機緣湊泊，大量簡帛資料重見天日，對於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而言，“簡帛學”已成“顯學”，這一領域可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成果異常豐碩。而就早期儒學研究而言，所謂“預流”者，當應結合此新材料，研究問題，以推進學術之發展。

然就整個時代而言，儒學研究亦可謂此時代之“顯學”。如今華族貞下起元，文化主體意識漸趨覺醒，“孔子歸來”，儒學之思想價值重受肯定，以期通過創造性轉化，建構中華民族新文化，維護世界多元文明生態格局，故得一反百餘年來批判孔子儒學之“時代潮流”，以“同情之瞭解”，懷“温情與敬意”，回歸原典，回歸軸心時代，去理解和詮釋孔子與儒學，成爲新時代之“新問題”。故以新材料研究此新問題，得謂“預流”。

軸心時代的早期儒學，兩千多年來受到學者關注，或考鏡源流，或闡發大義，其書汗牛充棟。立于當今時代，重新審視早期儒學，諸多問題依然未獲解決，甚至更多了誤讀、誤解與遮蔽。能否利用新發現之文獻，重新審視傳統文獻，反思既往研究範式與方法，成爲早期儒學研究者面臨的亟待解決而又需長期過程的重大使命。不佞“十有五而志於學”，然限於才力與學殖之淺陋，對此預流雖心嚮往之，但自知距此理想其路也漫漫。本書僅一初步努力而已。

孔子是中國文化第一大聖人，儒家在中國文化中居於主流與正統地位，基本上是當世的共識。孔子思想與中國文化淵源甚深，他不僅集此前數千年文明之大成，而且其思想影響此後幾千年尤巨大而深遠。兩千年間，孔子思想對中國社會的各層面產生不可估量之影響。然而一種思想何以能有如此能力，又是如何發揮作用的，一直以來是人們探求的問題。有學者從政治、社會等外在方面尋求答案，我們則希望從孔子思想本身的傳承、發展、衍變等內在理路進行探索。一部儒學思想發展史就是孔子思想在不同時代被闡釋、詮釋的歷史，而以“儒家八派”爲代表的先秦早期儒家正是這一闡釋、詮釋歷程的開端，也是孔子思想得到第一次深化的階段。

早期儒學，是指先秦儒學，亦稱原典儒學、原始儒學，乃儒學之根與源，因之先秦儒學之研究，自古迄今，受到歷代學者的關注，幾乎所有儒學研究者無不涉獵或研究過早期儒學，但吊詭的是，早期儒學研究之最爲紛雜，問題之繁複、觀點之對立，實際皆源於材料之缺乏與問題之重要之間的張力。由於受到材料的限制和觀念的束縛，原先對於早期儒學的認識還不夠深入，並存在著不少偏失之處。尤其是對儒家思想流派的傳承與流變，在理解上更是歧義紛紜、莫衷一是。而且，在以往的先秦儒學研究中，學者的用力所在，也往往限於孔、孟、荀的研究，對於遠爲複雜的“七十子及其後學”“儒家八派”等諸問題之研究和探索則略顯蒼白。隨著郭店簡的問世，人們欣喜地看到了關於七十子及其後學的寶貴文獻，龐朴先生稱之爲“孔孟之間的驛站”[2]，可謂十分允當。原來我們難以搞清楚的儒學思想的演進問題，隨著這批材料的問世，有了進一步解決的可能。比如“思孟學派”的問題，因爲有了郭店簡和上博簡等材料，便有了獲得“徹底”解決的希望。當然，既有的研究，雖然已經將此類問題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但許多問題的爭議依然相當大，需要繼續探討的領域還有很多。這需要我們採用新的視角，從整體上去把握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重新思考其中所存在的重大問題。孔子思想的複雜性或者“矛盾性”與此後儒學內部思想的分歧到底如何估量，同樣需要我們做出回答。

戰國初年，孔子弟子“散游諸侯”，宣傳孔子學説，儒學成爲《韓非子》所謂的“顯學”，儒學達至極盛時期，如蔣伯潛（1892—1956，名起龍）先生所云：“戰國初，爲儒家全盛時期。”[3]可是，對於如此重要的一段學術史，學界卻嚴重忽視。李零先生在《重見“七十子”》[4]一文中説：“向來的思想史研究，其實有個很大的漏洞，就是近代以來，我們對孔門學案最早的一段，即所謂‘七十子’，太不重視，認爲《禮記》是漢代文獻，《論語》以外，免談孔子，老是用‘孔—孟—荀’三段式講早期儒家，把本來最重要的一段給忽略掉了。”其實，早在六十年代，經學史家周予同（1898—1981）先生在《中國經學史講義》談到“儒分爲八”問題時，就曾感慨道：“現代學者往往講完孔墨問題之後，接著就講孟荀問題。對此，我不太贊同。……從孔子直接到孟子，這是唐朝韓愈《原道》之後的一套理論，是不正確的。研究思想史的人要注意這個問題。”他並提示道：“《小戴禮記》與《大戴禮記》，是研究儒家八派的主要文獻。……如能闡述大小戴記，就可以弄清楚儒家八派。”[5]可惜，數十年來情況並未有太多的改觀，翻看大多數的儒學史、思想史或學術史著作，對“儒家八派”或孔門“七十子”及其後學這一段要麼數筆帶過，要麼根本不提。如果説，馮友蘭（1895—1990，字芝生）先生早年著名的《中國哲學史》沒有提及，恐怕是局限於所謂“哲學”的西方式理解；那麼，至於晚年所撰《中國哲學史新編》同樣也沒有“儒家八派”的地位，則恐怕是限於材料缺乏的不得已之舉。只是隨著郭店簡和上博簡的問世，“七十子”及其後學才重新回到學者的視野之中，予以探討。本書的目的，就在於利用新出土文獻，以及諸多以往被視爲“僞書”而實際不僞的傳世文獻，結合當前學界的研究成果，對涉及中國傳統學術核心內容的先秦儒學的重大問題進行梳理和總結，甚至是諸多問題的清理性工作。

當今時代，儒學和中國傳統文化進入了一個漸趨復興的時期，但是如何理解儒學與其他各家文化的關係，尤其是以儒學爲代表的傳統文化與西方外來文化的關係，如何把握儒學復興的走向，都成爲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書從“儒家八派”，亦即儒學的第一期發展的演變入手，分析儒學發展多元路徑這一思想史現象，對於我們當前更開放地理解儒學將起到更大的作用。

漢代之後儒學被定於一尊，使儒學的發展日益僵化，嚴重妨礙儒學的正常發展，扼殺了儒學的發展活力。而先秦時代儒學則是在學術自由爭鳴中發展起來的。不僅與儒家之外的思想流派有著互相爭鳴論辯，即使在儒家內部也存在著不同的思想傾向和流派，這一多元共生的思想文化生態是思想文化事業發展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條件。今天我們對於儒學的認識也要抱持這種客觀和開放的心態，要抵制和摒棄“原教旨主義”式的思維和定於一尊的心態，要充分繼承和吸收歷史上各個時期儒學的合理思想成果，積極地推動儒學與當下社會的互動，實現儒學的現代化轉換。尤其要充分吸收各家思想的有益成分，在爭鳴與辯論中回應思想的挑戰和時代的要求，實現思想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