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王漢峋

瘦竹兄常常以書生自許，卻甚少有書生的自負與刻削，而是頗能接近子張的“容眾”。愚昔日檢讀有關“孔墨”與“儒家八派”的“批判”文章，發覺郭沫若對於儒門不算隔膜，有才氣的文章與諂媚歪詩出自同一手筆，難免感慨卻不敢因人廢言。瘦竹兄則以其寬厚，在不廢言以外，對郭氏有更多理解。郭書作成於己丑以前，之後亦有新出文獻堪作補正，學者亦有考論。兄讀書勤勉而思考不輟，於此等領域素有措意，喜見其結集成《出土簡帛與孔門後學新探》一書。

《緒論》列明研究方法與運思依據，全書於孔門弟子分化之因緣、代表人物、典籍、思想傾向等俱加辨證，舉文獻尤其是新出簡帛之相關文句予以申述，又能分梳學人議論，頗可助益“分化”這等學術問題的細微研究。兄傾向“無罪推定”，倒不是認爲所有材料都無可疑，不是想取消考證學，是反對流弊叢生、令人疑惑並無所適從的“捕風捉影”。

捕風捉影可以有正反兩面的説法：正的一面是深信文本中的人物美善無瑕，語句中稍有綫索即大力發揮；反的一面是稍有不合即處決，接近兄提到的“有罪推定”。愚亦同瘦竹兄一樣反對後一種，但自己卻又不免限於前一種當中。

比如兄曾分析《論語》中的句子，認爲“不能説孔子就是性善論者，在他那裏同樣可以引出性惡論對後天教化的強調”。愚舊受《孟子·盡心上》中“堯舜，性之也”一句啟示，認定“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中“性”與“習”兩字是動詞，並作如下斷句：“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做了有道學家味道的闡釋，斷定前句接近“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即若求仁順仁則其行爲已屬近道。故而見到兄之高論時，以爲兄提性惡是把孔氏看低了。

後見傅斯年先生拿“生”字訓釋“性”的同時又斷定“‘生’‘習’皆無定主動詞”（《性命古訓辨證·〈論語〉中之“性”“命”字》），乃知傅氏早已把前後兩句中首字視作動詞。看到傅氏解讀那段時間的前後，已頗懷疑自己的淺論太隨意，太依循儒門性善説與理學路徑，即太捕風捉影。儘管“性”“習”作動詞在語法上頗能通，由於怪罪自己的解説過頭，連這兩個字原來在孔氏口中是否一定作動詞也不敢再妄議。

不過，愚與瘦竹兄同多數學人一樣，如今也還是以爲“性”不是“生”。然而兄同傅氏兩人的説法比我的有理據，在孔子對人性的看法上，瘦竹兄的議論更平允切當。在儒門“情懷”上，更是我和傅氏不能及的。以前讀印譜時，好似見到過一枚“魏晉間人”的印蛻，但記不起作者與印主，恍然不知如何查對，那段時間想依其意央人治“八賢少我是爲七”的閒章，未果。現今回想，大概是稍有對以前捕風捉影的矯枉在其間。

而瘦竹兄在立説上未見有正反兩方面的捕風捉影，自然也用不到矯枉，表層上可能會有少許意氣，實際深含可靠平穩不會更張的成分，這充分影響了他的儒門情懷：表現到學術上，則有廣博與信實；表現到生活中，則對親友照料有加；還牽連學術同生活，希望儒門精粹能貫通到日常，即以講學等踐履擦除塵霾，招引儒家被遮擋的靈光。

對於第一種，即學術研究，期待瘦竹兄將來有更多佳文大著面世，即此書亦已是探究孔門後學的有益參照；對於第二種，即日常細節，心內頗含敬佩；對於第三種，即擦除行爲，愚稍有保留但也望其有成、樂其功竟。

瘦竹兄在首末兩種上俱不離倫理精神的薰染，而第二種本就同倫理接近，表現也更鮮活豐贍，比如在爲父教子時便不乏情致。乃子方是垂髫，已温厚而頗仗義。瘦竹軒中藏書不下萬冊，又不限於儒家，父子日夜浸潤其中，將來吾兄繼續講説孔氏之學，而其子亦受瘦竹兄與各類書籍感發，在温厚仗義外會有更多交織互通的面貌，不論將來喜好孔門後學中的哪一派，又從事學術與否，又從事何等學術，當俱能持重有成。愚在倫理方面向屬寡淡，卻喜見此對父子在“有親”之餘，亦有相沿的氣質生於傳續的精神中。

初作於巳年卯月

改訂於申年小寒節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