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孔門後學分化因緣考
韓非在《韓非子·顯學》中提出“儒分爲八”的説法，彼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顔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就現存資料來看，這恐怕是先秦時期對儒家分化問題做出的最爲全面的論述，盡管這一説法本身存在很多問題。韓非子提出“儒分爲八”之説，並非出於學術史之考量，而是意欲指出孔子後學“取捨相反不同”，却“皆自謂真孔”，從而無法楷定真孔子，進而也就無法確認堯舜之道，如此“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則儒雖爲顯學，“明主弗受”。言下之意，孔子之道，儒家之學，必在排斥之列。
其實，戰國時期的很多文獻都有關於儒家學派的看法。如《荀子》對子張、子游、子夏、子弓的不同看法等。《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漢書》等也有相關論述。然而，韓非這一論説，較之其他諸説更富影響力，以致近人在論述戰國儒學時，往往將“儒分爲八”作爲孔子之後儒家分化的重要事件，以爲“儒分爲八”乃儒學發展史上的一個“低谷”！其實，自表面看來這似乎是孔子儒學之分化乃至分裂，然而，若由深層察之，適可説明孔子思想之博大、儒學發展之多元。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先生早已指出：“後世曲儒，或以本派分裂，爲道術衰微；不知學派之爲物，與國家不同。國家分爭而遂亡，學術分爭而益盛。其同出一師而各明一義者，正如醫學之解剖，乃能盡其體而無遺也。”他將學術發展歸爲四種現象，一爲內分，二曰外佈，三曰出入，四曰旁羅。他認爲，“四者皆進步之證驗也”[1]。這無疑是一種灼見。揆諸整部中國儒學發展的歷史，在兩千多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它經歷了原始儒學、漢唐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和現代新儒學等諸種不同形態，而且在同一時期，儒家內部也往往學派林立，思想之碰撞與交鋒，甚至不亞於儒學與其他學派之間的對立。此正説明儒學從來是開放而不是封閉的。
眾所周知，一個學派之成立，往往需要有宗師與門徒組成，還要有一個基本一致的思想觀念。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組成了這樣一個學派，被漢代學者稱爲“儒者”“儒家者流”。《淮南子·要略》云：“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典籍，故儒者之學生焉。”《漢書·藝文志》説：“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陽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班固（32—92，字孟堅）的這個説法來源於劉歆的《七略》。這個學派在後世不斷壯大，但基本上都“宗師仲尼”，“咸遵夫子之業”，這是判斷一個學者是否爲儒家的標誌或標準。
不過，在這個基本的前提下，歷史上儒學的形態往往千姿百態，呈現出“多元嬗變”的發展格局。而這一格局的底定便在先秦時代。戰國儒學之多元嬗變，正是儒學富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現，而絕非儒學陷於低谷之證據。其實，在人類思想史上，大凡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創立或發明一套思想體系或學説之後，往往會出現其後學據一端以發揮思想的局面，甚而出現分化，這是十分普遍而正常的現象，亦可説是學術思想發展的規律。正如大江大河，往往同源而異流，流又分流，最終匯入大江大海；參天大樹，大凡一幹而多枝，枝又分枝，方能冠蓋成蔭。分是發展，合亦是發展，有分有合，方是思想發展的常態。而那些沒有發展變化的封閉保守者，則往往會被歷史所淘汰。一個學説之發展，必然要結合不同的時代情勢，發揮思想家本人之思想個性，從而形成異説紛紜、多姿多彩的思想盛況。因循守舊，食古不化，絕非思想發展的應有狀態，而必然是自尋死路。梁任公先生對此曾有一番精到的分析和概括。他説：“大凡一種大學派成立後，必有幾種現象：一、註解。因爲內容豐富，門下加以解釋。這種工作的結果，使活動的性質，變爲固定，好像人的血管硬化一樣，由活的變成死的，這是應有的現象之一。二、分裂。一大學派，內容既然豐富，解釋各各不同，有幾種解釋，就可以發生幾種派別。往往一大師的門下，分裂爲無數幾家。這也是應有現象之一。三、修正。有一種主張，就有一種反抗。既然有反抗學説發生，本派的人，想維持發展固有學説，就發生新努力，因受他派的影響，反而對於本派，加以補充或修正。這是應有的現象之一。”[2]梁氏這段話對於孔門來説，自然也是非常適用的。
對於孔子之後戰國時期儒家學派的分化，歷代學者皆有深入探析，然而試觀梁任公（《儒家哲學》《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馮芝生（《中國哲學史新編》）、郭鼎堂（《十批判書》）、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卷》）、李耀先（《先秦儒學新論》）、吳龍輝（《原始儒家考述》）等在此領域有影響之論著，大都將探析重心放在各派之特徵及歸類上，對於分化之原因，卻鮮有認真的分析。當然，也有學者對此有所討論，如尤驥先生在《孔門弟子的不同思想傾向和儒家的分化》（《孔子研究》1993年第2期）中對孔子弟子的不同思想傾向進行了分析，指出了儒家分化的必然性。梁濤先生在《孔子思想中的矛盾與孔門後學的分化》（《西北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一文中，從孔子思想的內在矛盾入手對孔門後學的分化進行了探討。而吳學琴先生《儒家八派嬗變探因》（《安徽史學》1996年第3期）也指出其分化的根本原因在於孔子思想中蘊含著分化變革的可能。尤、梁、吳諸氏之説均屬精到的見解。李學功先生的《洙泗之學與西河之學——孔子歿後的儒家道路》（《齊魯學刊》1991年第4期）分析了孔子後學第一代的分化。唐宏先生《孔門師徒的思想差異》（《人文雜誌》2007年第4期）一文從孔子的思想及教育實踐入手分析了孔子弟子與孔子思想的差異。然而，亦有學者對孔門分化之原因，做了另一角度的推測。如李珺平先生《〈論語〉：孔子弟子博弈之成果——兼談戰國後期儒家八派之爭與荀卿的態度》（《社會科學》2007年第10期）一文，根據美國學者白牧之（E.Bruce Brooks）和白妙子（A.Taeko Brooks）夫婦之《論語》研究成果《論語辨》[3]的論斷，將《論語》視爲“孔門弟子在博弈中層累地形成的”“早期儒學的傾軋史”，繪聲繪色地描述了孔子之後其弟子後學互相攻訐、鬥爭和傾軋的歷史場景。其立論之主觀和大膽，其分析之臆測與荒唐，鹵莽滅裂，所表現出來的恰是作者的“鬥爭心態”“陰暗心理”。鑒於學界對孔門分化原因存在如此歧見，故仍有繼續探討的必要。
我們認爲，欲探求孔門後學之分化原因，必須將之放在儒學發展史的宏觀視野和戰國時期思想學術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我們不僅要弄清楚戰國時期儒家分化之內因，也要考察其不得不分化之外緣。正如蔣伯潛先生《諸子通考》所云：“諸子之學，興於春秋之末，至戰國之初而大盛，至西漢而漸以衰替。其興盛，其衰替，自有其所以興替之故。此所以興替之故，在學術自身者，謂之‘因’；在當時環境者，謂之‘緣’。事物之發生或消滅，皆有其內在之‘因’，外界之‘緣’。”[4]因緣際會，方才造就了無比輝煌的先秦儒學多元嬗變的宏大格局。我們知道，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曾提出過一個思想史研究的“內在理路”法。他説：“現在西方研究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有很多種看法。其中有一個最重要的觀念，就是把思想史本身看作有生命的、有傳統的。這個生命、這個傳統的成長並不是完全仰賴於外在刺激的，因此單純地用外緣來解釋思想史是不完備的。同樣的外在條件、同樣的政治壓迫、同樣的經濟背景，在不同的思想史傳統中可以產生不同的後果，得到不同的反應。所以在外緣之外，我們還特別要講到思想史的內在發展。我稱之爲內在的理路（inner logic），也就是每一個特定的思想傳統本身都有一套問題，需要不斷地解決。”[5]那麼，是否研究思想史，就可以僅僅關注“內在理路”而忽視了“外在條件”呢？余先生對此特別予以強調説：“我自己提出的‘內在理路’的新解釋更不能代替……各種外緣論，而不過是它們的一種補充、一種修正罷了。學術思想的發展絕不可能不受種種外在環境的刺激，然而只講外緣，忽略了‘內在理路’，則學術思想史終無法講得到家，無法講得細致入微。”[6]可見，余先生之所以強調“內在理路”説，乃是對學術界思想史研究過分重視外在的社會經濟條件的分析，忽視了思想史本身的發展邏輯這一不良傾向的批評和修正。今天，我們研究早期儒學史，就必須同時關注“內因”和“外緣”兩個方面，而“內因”尤爲關鍵。
基於上述理解，我們擬從“內因”與“外緣”兩個方面入手，對於孔子之後儒家之分化，戰國儒學多元嬗變形成之原因做一全面梳理，希望能較以往之分析有所深入和細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