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宝岛巧遇百龄翁

公元2010年10月21日，中国台湾台北。

晨曦初露，天气晴好。我背上双肩包，从驻地出发，途经西门町一带，兴冲冲赶往台北车站。

台北车站是枢纽站。此时，人流稀落。电动扶梯上，乘客刀切似的整齐划一：立右虚左，这是台北人的好习惯。除三两位赶路的急客由左侧匆匆而过，踩过扶梯踏板，发出一阵杂沓声外，旅客整体按部就班，安静、不徐不疾。

纵贯南北的台湾高铁各种设施虽不那么崭新，但环境整洁，加上乘客礼貌有序，给人的感觉甚是舒坦。从台北车站至高雄左营终点站300来千米，直达车也就两个小时车程，看场电影的时间而已。

这趟高雄之行，我满怀期待。今天要拜访的是一位年逾百岁的神秘老者，据说，此君是广东深圳人，还是黄埔军校出身。

一路上，内心被各种好奇充盈，又夹杂些将信将疑。

不断猜想，这位即将晤面的神秘老者会是何种面目呢？

基于先前的认知，觉得这样的传奇人物，必然深居简出、老谋深算。

作为深圳媒体首批派驻台湾地区的记者，此前对这样一位出自家门口的“重量级人物”竟闻所未闻，惭愧之余也甚是疑惑：成立于1980年8月的深圳经济特区，是一座由移民构成的“一夜之城”，居然冒出一位如此奇诡之人，会不会是个以讹传讹的乌龙事件？

关于这位老人的信息,是基于高雄市广东同乡会理事长魏先生的口头介绍。我虽与魏先生素未谋面，但通过几次电话，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位古道热肠之人。

当天下午，我如约抵达高雄市市中一路。

马路对面，站着两位五十出头的男士，其中一位手举一张卷起的报纸，微笑着向我挥手。想必，是魏先生无疑了。

略作寒暄，他便领我沿着吱扭作响的楼梯登上身后一栋临街老房子的二楼。

迎候在门口的是一位天庭宽阔、方脸厚唇的中年男子。

他是洪老先生的小儿子洪金龙先生，得知有祖国大陆远客来访，特地放下手头工作赶了过来。他面露微笑，侧身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

进入客厅，抬眼可见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孙中山先生画像，右面墙上则是老人参加公益活动取得的荣誉状之类。这是正统国民党老兵家庭的典型布局。

里间，是书房。一位背部向前弯曲、身着灰色短袖布衫的老者正静坐在办公桌前，须眉银白，脑袋光秃。此时，他正架着一副老花眼镜，在聚精会神地查阅资料。桌上是杂乱堆积的笔记本、稿纸、便签之类。一盏老式台灯提示，这是一方文案工作空间。

得悉来意后，老者目光从眼镜框架上端看向我。少顷，视线收了回去，继续回到案头。随意间，他用浓重的粤语白话向我致意，并咕哝出一串家乡土话。似一番客气，又似在核验什么。

我虽来自深圳，却非当地人，粤语白话能听懂些，但口语交流是困难户。当头被“将了一军”，一时陷入尴尬……好在魏先生早有所料，此时，他用胳膊捅了一下身侧的那位男士，原来此君是本地一所高校的语言学者，今天特地被魏先生请来当“翻译”。

“……我叫洪淦棠，广东省宝安县洪桥头人，出生于民国前三年（190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七期。”老人的一番自我介绍，明白无误地显示：没错！他正是地地道道的深圳“本地”人。严格地说，他是占深圳市总人口比例微不足道的“土著”之一。只是他的家乡早已“换了人间”——现为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洪桥头社区。

老人的回忆很快将我拉入20世纪的烽火岁月。

“我们洪氏族人世代习武，个个武艺傍身。而我是做谍报工作出身，保密条例牢记于心，很多话从未对外讲过，今天高兴看到家乡来人，第一次谈起这些往事。”

临别之际，老人用软笔在一张纸上一笔一画写下了一串姓名，这是他记忆中家乡亲属的名号，并叮嘱：“我年逾百龄，恐时日无多，（因高龄）无法购买回家乡的机票，有生之年已不可能再回祖国大陆了，有机会请代我看望深圳洪桥头村的族人和晚辈亲属，转达我的祝福与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