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跌入秘境

某些历史场景，看似已滑向时间隧道，只剩模糊背影，但其实并未走远。你若有心，甚至可以追上当事人，亲耳听到他们的讲述。

洪淦棠老先生的讲述，让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某些战争场景得以“复活”，甚至让我有了某种顿悟——发生在近现代的某些历史场景，看似已滑向时间隧道，只剩模糊背影，但其实并未走远。你若有心，甚至可以“追上”当事人，亲耳听到他们的讲述。

1940年5月，洪淦棠成为黄埔军校（燕塘分校）第十七期学员。三年后毕业之际，被破格录取深造，专攻谍报专业。一番曲折后被派往一线部队，服务于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情报收集工作。

抗战胜利后，本已回到广东家乡过上安稳日子的他，随部队一声电令，即刻就近从香港登船启程，经过八个昼夜的海上颠簸煎熬，方抵达辽东半岛辽河入海口处的营口市。此番远行，他随国民党新一军远赴东北参战，在辽沈战役中被俘，后获释……

笔者有幸成为唯一面访洪淦棠老先生的大陆媒体记者，亲耳听到他讲述自己的传奇身世，以及奇闻轶事。

洪淦棠的父亲洪连桂，早年曾是洪桥头村的族长，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拳师，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起，即在洪桥头村周边及香港元朗等地开设武馆，传习祖传的洪佛拳，徒子徒孙成千上万。

洪淦棠在台湾退役回归家庭后，接过父亲洪连桂的衣钵，以高雄为据点组织龙狮队，并传授洪桥头村特有的洪佛拳，网罗了一大批精壮的中青年。借此，一方面弘扬中华传统龙狮文化，同时也让植根南粤大地的洪门搏击技术在宝岛台湾继续发扬光大。

晚年，洪淦棠致力于推动两岸交流，成为高雄市德高望重的反“独”促统人士。老先生秉持一个中国理念，促进国共合作，坚定反对“台独”。他曾于20世纪90年代返回洪桥头村省亲，受到深圳市有关领导的热情接待。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变化，更加坚定了他反“独”促统的信念。

在我辞别洪老先生后，其子洪金龙先生又给我邮寄了他父亲手书写的若干回忆录等一手资料。从这些不可多得的原始素材中，我第一次了解到洪氏族人代代习武不辍的有趣故事，其中包括洪老先生的父辈洪连桂等人当年习武、授徒的掌故等。这些信息，对我来说真是闻所未闻，大开了眼界。

人在宝岛，本职工作紧张忙碌，无法深思细究，只能留待任期结束返回祖国大陆后再做进一步梳理、探究。造访洪桥头村，完成老先生托付的使命，也只是时间问题。

未料，回到深圳后，立即被这座城市的快节奏打乱了步骤。几年过去了，洪桥头村在哪儿都没搞清。早期分隔深圳特区的那条近百公里的铁丝网虽已被拆除，但对位于原“二线关”之外的偏僻村落，很多深圳人还是相当陌生的，我自然也不例外。

也曾在工作之余打听“洪桥头”究竟在何处，得知仅宝安区境内冠以“桥头”的地名就有好几个，又被一知半解者“绕”得云里雾里，结果对这个“村庄”究竟属于哪个街道，仍是一笔糊涂账。

虽未造访，但“洪桥头”这个村名一直惦记于心。2013年9月我出版了《台湾老兵口述历史》一书。此后，读者关注热度持续不减，并有多家电视媒体辗转找来，希望我帮忙牵线采访书中人士。我因此获悉，洪老先生已于2014年作古，更觉受人之托，未能忠人之事，很是负疚。

直到2019年年初，因一次“误打误撞”的工作访问，偶遇一位“关键先生”，这才激活收藏心底多年的“洪桥头”三个字。

那天，参加一场活动的间隙，我同比肩枯坐的一位戴眼镜、文质彬彬的中年人搭讪，竟意外得知，此人是洪桥头社区党委书记洪伟江先生，我一下瞪大了眼睛——

“你们社区所有人都姓洪吗？”

“那当然啦，我们是四百多年的老村子！”“你们村，习武成风，个个武艺高强？”

“是呀是呀，习武从未断绝，自清末延续至今。”“有位国民党老兵，名叫洪淦棠，你听说过没？”

“当然知道啊！一个村的人怎会不知道呢——他在台湾哩，你咋知道的？”

世上真有这等巧事！莫说偌大的深圳市，即便在分设出两个行政区之后尚有560万居住人口的宝安区，这种机缘巧合，也足以令人唏嘘一番了。

于是，在台湾高雄受洪老先生之托8年后，终于可以遂人所愿了。

此后，我仿佛被一只隐形之手牵引着，不断走入偏居于深圳西北一隅、深莞交界、茅洲河畔，一座斑驳老屋与高端豪宅并存的洪氏村落。

第一次拜访洪桥头社区是在一个周末的早晨。

借助卫星导航指引，再古老偏僻的地界也隐身不住。“村口”原来就在车流滚滚的107国道辅道旁。当然，倘若你无心旁顾，任何一个高速公路边的村口，都不过是掠窗而过的一处虚影罢了。

矗立道旁的那块金黄色巨石上，“洪桥头村”几个大字鲜红夺目。

继续前行，进入社区。沿途是一面约百米长、“定格”各式武术动作的雕塑墙。恍惚间，一头扎进了“武林”丛中，冷兵器刀枪碰击之声，仿佛在耳边铿锵作响。

果然如洪老先生所说，洪桥头村尚武之风源远流长。百闻不如一见，洪氏族人习武不辍这一现象级“习俗”，立刻引爆了我的探奇欲。

洪桥头社区在籍的400余人中，有逾半数迄今仍常年坚持习武。即便是在已移居至港澳台地区的700多位洪氏族人中，也依然有不少人保留了习武传统，并有多位拳师开馆授徒，以洪桥头人特有的推陈出新的本领，不断光大“自立山门”的拳种——洪佛拳（香港称“洪佛派”）。

洪佛拳习练者，远及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地。据估算，海峡两岸及欧美各地涉猎洪佛拳者，不下10万之众。洪佛拳文化传承久远，被公认有名有姓有创见的传承人，现已排行至第九代。

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村落，其神秘面纱被不经意撩开：此地习武，老幼妇孺皆参与，尚武之风长盛不衰。村中当兵者众，以勇武闻名。和平年代，20多名退伍军人在社区及股份公司担当顶梁柱。近现代，行伍名人，除了随国民党部队去往台湾的洪淦棠外,更有威名响亮、叱咤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场的人民军队团长洪恒基等人。

传统宗族氛围下，武术传承素有诸多不成文的规矩，具有相当的隐秘性。洪佛拳及其传人也秉承了“同宗嫡传”等宗族规矩，因而身在街市无人识。近年来，深圳市、区各级政府着力发掘本土文化资源，洪佛拳得以被有识之士“刨”了出来,先后被推荐入列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久在深闺”的洪佛拳得以“掀起盖头”，也令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的洪桥头社区，随着习武者响彻云霄的刚猛呼喝声，而被推到“聚光灯下”。

怀揣洪老先生的一纸嘱托，我开始频繁进出这座“城中村”。

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我对洪氏族人独特的武术传承，乃至生活变迁、品格习俗等均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作为一位媒体人和文化探寻者，茅洲河畔、飞鹅山下聚族而居的这群洪氏子孙的另类“拳承”，深深吸引了我的目光。我试图从旁观者角度远观近察，进而“破译”出这群实现了市民化转型的原村民，依旧习武不辍的“精神密码”。

崇军尚武，对一个多灾多难、一度弱不禁风的民族而言，具有丰富的价值意涵。希望破译这样的“密码”，有助于改善某些国人的“缺钙”“缺铁”征象。

追根溯源，武术之谓，何来？从字形上看，止戈为武，“武”者，“持戈而立”也。史载，武周长安二年（702年）开始实施以弓马兵器技术为主要考核内容的武举制度。该制度一直延续至1901年，为平民入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据统计，如将武举第一名或榜首算在武状元 ，中国的武状元总数应不少于650人 [1]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武之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长河中，受功名利禄所驱动，是一项可以出人头地的光明正道。

求问于典籍，武术之“术”，何来？《角力记》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武术专著。该书问世于公元9世纪后期，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书中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角力”之术曾被作为军队的训练手段，至战国末期才被分离出来，演变成为供朝廷观赏的“戏乐”；至秦汉，被称为“角抵”。

由此可见，武术之技，从其诞生之日开始，就与军事行为息息相关。

在洪桥头社区，习武之风盛行，同这里的洪氏家族性格及村风有关。洪氏族人幼时习武，强健筋骨；长大成人后，参军入伍，学有所用、用有其所。而于此途脱颖而出者，代有传人。崇军尚武之路，既报效国家，也光耀门楣——历朝历代，洪桥头人言传身教、前赴后继，蹚出了一条光明坦途。

茅洲河，历史悠久，是深圳境内流域面积最大、干流最长、支流最多的河流，是这座城市的母亲河。这条滋养了新安（含今深圳、香港）儿女的澎湃之水，多年以前在流经洪桥头村这一段时，刻意绕了一个“U”形弯，犹如粗壮的臂弯将这块土地上的儿孙紧紧拥在怀里，似特别厚爱，又似依依不舍。

现如今，107国道由北至南“串起”穗、莞、深三市，而改道后的茅洲河由东向西流淌，河与路形成“十”字交叉。洪桥头社区就处在东南角的“叉口”位置——西接107国道,北邻茅洲河。

需要提示读者的是，深圳全面城市化以后，行政区下面只有街道和社区两个层级，如今的洪桥头社区即原先的洪桥头村。因此，笔者在讲述洪佛拳的历史传承时，很容易“村”“社区”混用，其实，两者是一码事。

洪桥头社区出入口两侧的立柱上，呈现的同样是武术动作造型。这种特意营造的视觉效果，让初来乍到者，恍然间觉得进入了一所武术学校。

不言而喻，这样的“形象设计”是在向来往的行人昭示：尚武，是此地传统；习武，是本村特质。

那天上午9点，我如约走进洪桥头社区办公楼内的一间会客室。

洪伟江约好的几位老村民已提前抵达，此刻他们正围坐在一方粤式茶台前，用牛眼茶杯品茗闲聊。

除洪伟江和几位老者外，另有一位剃着光头的40来岁男子。这让我立刻想起第一眼见到洪淦棠老先生时的情景，他也顶个醒目的光秃脑袋……此人，是洪淦棠的侄孙洪德志——在洪老先生那一纸嘱托中排在首位。

今天，原本是为了“忠人之事”而来，却不期然走进了一个“武林秘境”。厚积在“秘境”之内的历史风物和人文传承令我兴味盎然。老者讲述的那些“河边故事”，深深吸引了我。

老支书洪惠全，虽年至七旬，但神清气爽，说话中气十足，且思路清晰，记忆准确。他一人主讲，另几位时而点头“肯定”，时而摇头“修正”，看得出，这些老伙计们日久天长生活在一起，彼此间早已形成了默契。

洪惠全年轻时在首都北京当过6年兵，1994年起担任原宝安县松岗镇洪桥头村支书，直到2005年5月才离开岗位 ， 是一名资深基层干部。他对洪桥头村旧时山水状貌、新旧村落布局，以及村史变迁、武术传承等均了然于胸。

洪惠全说，洪氏族人当年在此开基立村时，就是看中了这一带的山水形胜。“原先洪桥头老村前面是绕村而走的茅洲河，背靠一座山，名叫飞鹅山。飞鹅山外形犹如一只落脚茅洲河边的天鹅：鹅身的那一段山体较大，朝向茅洲河边的山形细长，表示‘鹅头’一直伸向河边——从远处看，像是一只飞鹅正在茅洲河边饮水……”

事后,我查阅深圳地方志，从典籍中追溯飞鹅山及洪桥头村的历史。

明朝天顺年间重修的《东莞旧志》（今宝安区在其辖域内）中，果然有相关文字记载：“飞鹅山,在靖康（里），下有流水环绕，状如飞鹅。”

清朝康熙年间编修的《新安县志》中，有“桥头村”这一村名，而“桥头村”又称“洪桥头”，这应该是迄今可追溯洪桥头村村名的最早文字记录。

由此观之，作为一座村庄，洪桥头村至少在清朝康熙年间即存在于官方典籍中。

根据在香港发现的一本《洪氏宗谱》记载，洪氏一脉可溯源至南宋末年。洪氏祖先因躲避战乱，自甘肃敦煌南迁，在江西定居，后有一支迁至广东东莞水南村定居。根据2014年编修的《洪氏族谱》，400多年前，洪氏第五十二世澄源公次子亚佐迁新安，由此成为洪桥头村的开村祖先。

洪桥头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洪庆辉告诉我，按老辈口传，洪桥头村怕是有500多年历史了，繁衍至今是第二十二代人，按平均每代25年计算，村史应该在550年左右。

无论怎么说，洪氏祖先在此落地生根，可谓眼光独到：村前有缓水流淌，意味着财富积聚；村后有一座山体遮挡，象征有“靠山”可倚；周边沃野田畴，间有河汊纵横，水陆两利，宜农、宜渔、宜商，可保后世丰足永续。

据说，当年洪氏先祖一门生育了5个儿子，在五房基础上，再开枝散叶。数百年来，本村人丁兴旺，也足以证明洪氏先祖的高瞻远瞩。

现如今，紧挨飞鹅山脚，洪桥头社区自建的高层统建楼群,傲然挺立。合围的居住区内，“独木成林”的古榕树遮天蔽日，生机蓬勃。乍一看，十来株粗大的树干像一组巨型篱笆，深深扎根大地，分不清哪是“树头”哪是“树尾”。枝杈间生出的“气根”从空中垂挂及地，复又生出新的干茎……天上手挽手，地下根连根，空中肩并肩，一片古榕形成了枝繁叶茂、遮天蔽日的浩荡气象。

位于统建楼片区的这株老榕树，至少以“活着的存在”，代表着某种“沧桑感”。树下的一方铭牌显示：编号02050064，国家三级古树；榕树，桑科，树龄约150年；深圳市人民政府，2014年10月。

原先的一片老屋村，虽然低矮破旧，满目墙颓井塞，院草深深，早已不宜居住，但这里沉淀着洪桥头人的生命记忆。这断瓦残垣，仿佛可将家族记忆向前延拓至更久远的岁月。

洪氏族人祖祖辈辈在此休养生息，从事渔农稼穑营生，完成了人世间必经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繁衍生息历程。

老屋村是洪桥头人的光阴故事馆，因此，他们将这片屋宇完整保存起来，为自己，也为后人留下怀旧与念想……

初访洪桥头村，犹若一脚破顶，跌入武林秘境，又如茫然行途，误入江湖丛林，目力所及，皆异于常。初来乍到，虽只留下一点朦胧印象，但足以令人惊身起座。我预感，这里必是一座“陈年老窖”。因缘际会，既已撞破其隐秘柴扉，且容我慢慢深刨细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