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在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别（Dushanbe）时动笔写这本书，本想对这片地区的上古史与中古史加以研究。但我很快发现，仅关注塔吉克斯坦的四个地区——费尔干纳（Ferghana）河谷的苦盏（Khojent）、泽拉夫尚河（Zarafshan）上游的片治肯特（Panjikant）、塔吉克斯坦南部、帕米尔高原，不太现实。于是我决定将重点放置在人群上，着重研究塔吉克族，无论历史上他们曾经到过哪里，但这仍然不够，因为“塔吉克”（Tajik）一词在如今、在历史上、在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含义。最后，合理的选择似乎是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亚地区，考察众多伊朗语民族在操突厥语民族占据这片广袤土地之前的历史。但蒙古高原、草原地带、青藏高原与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地区，包括印度半岛，均不在本书的考察之列。只有当这些地区与中亚绿洲相关时，才略作提及。本书中大写的“西方”（West）是指希腊、罗马或者欧洲，而小写的“西方”（west）是指中亚的西边，意思是伊朗或者近东。

但我们在开始考察这段历史之前，要先说清楚将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政治单元还是地理单元，抑或是民族—语言群体的问题。在研究前现代史时，聚焦于最后一个内容应该最合适。因为如今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大部分土地，或至少是核心区域，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许多变化，研究者应当利用最好的研究框架来了解土地和民族的关系。可以通过一些基本身份标志来认识人群，这些身份标志将人群划分成不同群体——游牧民族或农耕民族，山地人群或平原人群等。在我看来，界定民族身份最好的标准就是语言。但同一民族可能彼此相隔或四处离散，历史上的伊朗语族便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研究这些民族曾经生活过的边远地区，还是研究他们如今生活的主要区域，研究者必须作出选择。

要想解释如今中亚塔吉克人和帕米尔地区伊朗语族的民族发展历程，我们显然需要考虑更多方面。我在过去50年里多次强调，现今的中亚民族除了语言存在差别外，不管是操伊朗语还是突厥语，都共享着同一个文化、同一种信仰、同一套社会价值和传统体系。此外我认为，在研究历史时不应忽视如今中亚地区所有民族的文化和习俗，因为很多文化在一个或多个民族中依然保留了下来。有位早已去世的朋友，H. H.冯·德·奥斯滕（H. H. von der Osten），他是发掘博加兹柯伊（Boghaz Köy）的赫梯都城的考古学家。奥斯滕许多年前经常提到，在安卡拉的一次招待宴上，凯末尔向他表示祝贺，因为凯末尔认为奥斯滕发现了土耳其人祖先的过去。奥斯滕正要反驳，但德国大使偷偷踢了他一脚，奥斯滕只好改口说：“是的，阁下。”事后，大家都嘲笑了这位土耳其领导人的言论。但在我看来，凯末尔的言论基本上是对的，因为现今土耳其共和国的人民可以把两个地区当作他们的根：安纳托利亚和亚洲腹地的阿尔泰山脉，这两个地区对现代土耳其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同样，当代中亚各族有的源于当地的河谷、沙漠和山脉，有的则源于西部广大的伊朗地区以及亚洲腹地的草原。尽管本书着重考察中亚古代史，但我建议读者不应忽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的巨大影响，还有突厥民族对如今中亚地区混杂融合的作用。因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各类人群延续着许多前伊斯兰时代的文化，如新年的习俗。要理清不同语言、文化和民间信仰并追根溯源，有时存在难度，但重点总是在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到来前的古老遗产。此外，我扩展了本书的范围。从阿拉伯人征服并统治中亚，写到最后一个伊朗王朝——萨曼王朝的崛起和11世纪操突厥语政权的建立。我如此扩展是因为，此时出现了东方的伊朗伊斯兰文化、由阿拉伯字母书写的新波斯语文献。只有这时，我们才可以说新秩序已牢固确立，并将过去的遗产全部吸收。

现在的塔吉克语是如今伊朗法尔斯省（Fars）的一种方言，这也证明了为什么本书必须关注中亚西边的伊朗。再次强调，本书所述的中亚地区是指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核心地区，另外也会简略提及今天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绿洲，因为这些绿洲深受其西部亲邻的影响。本书对于如今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地区或在天山以北的中国新疆关注较少，尽管该地东边的伊犁河谷和西边的伊塞克湖区也是与南部地区关系密切的重要地带。南俄和亚洲腹地（蒙古、西藏和绿洲以外的地区）也不在本书考察之列。

虽然人类学家会对将游牧民（nomads）和牧民（herdsmen）作为同义词的做法皱眉头，但本书关注的是草原和农耕的区别，而非牧民和游牧民的区别。牧民只在春秋季迁徙很短距离，其他时候则住在村子里。游牧民则住在帐篷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断地迁徙。对历史学家而言，部落迁徙或者征服定居地区，显然非常重要。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即中亚这片广袤地区的历史，就是游牧部落迁移、活动，并对定居地区施加影响的历史。

由于地理因素——山川、绿洲、沙漠、河流、这片区域的灌溉等，对中亚人民的生活有很大影响。相比于其他地区，对中亚的研究要更加关注过去和现在的地理状况。本书主张鉴古知今，但也认为，熟知现状有助于重新理解过去。

当然，所有历史研究都强调使用文献史料，但也不应忽视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和民俗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原因是文献资料太少，且信息零碎。尽管本书的许多内容都带有主观性，但书中的所有观点都尽可能以史料作为支撑，并以逻辑清晰、符合常理的方式加以表达。书中会介绍存在争议的理论，但是不会将某一种理论当作事实，尽管我会告诉读者目前大多数学者接受的是哪一种。关于中亚史的解释存在很多差异，我会略过那些明显荒谬的观点。例如，J. N.赫洛平（J. N. Khlopin）认为琐罗亚斯德的出生地和活动范围仅限于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境内，他还试图利用《阿维斯陀》中提到的一些村庄名称来确定具体位置。同样不可取的观点还有，卡迈勒·萨利比（Kamal Salibi）试图证明以色列人的故土位于现在的汉志（Hijaz）。显然，人们发现的新证据，如新出土的碑刻或器物，可能会改变本书的观点，但我仍希望这本书能为所有想要了解这片神秘地区的读者提供帮助。

这本书简明扼要的介绍，并不是从中亚具体的某个区域展开，而是尽可能地展现出中亚的整体面貌，尽管中亚的有些地区要比其他地区更出名。过去35年里，我曾七次到中亚旅行，并于1990—1991年在杜尚别的塔吉克斯坦大学开设伊朗与中亚古代史的课程。我希望，这些深入当地、与民族接触的现实经验以及到访不同考古现场的经历，可以提供一种在图书馆阅读文献资料所不能获得的分析维度。注释中寥寥列举的参考书目不只是一份拓展阅读的小书单，因为关于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各种百科全书中有许多有用的词条，《伊朗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Iranica）也一样，从中可以找到相关专题的书目。许多专著，如《剑桥伊朗史》、《剑桥早期内亚史》（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以及刊于巴黎的《伊朗选编》（Abstracta Iranica），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书目信息。

此外，不断发展的计算机数据库，如印第安纳大学的亚洲腹地数据库，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多参考资料或某一专题的相关信息。因此，我会尽可能地删减脚注，仅提供可以找到更多参考书目的综述类著作，或列出二手文献中有争议之处的参考条目。此外，对于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我也不会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例如，有种说法认为，伊朗的宗教艺术在萨珊王朝晚期（即便不是很早）出现了偶像崇拜的现象。根据少数与琐罗亚斯德教有关的现存器物，这种说法不言而喻，所以也就不需要再列举关于此问题的二手文献。另外，现存的中亚前伊斯兰时期艺术作品呈现出一幅不同的景象，具有各式各样的宗教象征。这种情况不仅需要讨论，还需参考鲍里斯·伊里奇·马沙克（Boris Ilich Marshak）或其他学者的著作。不是因为学界不接受这个观点，而是这些研究具有创新性。同样，对于一些专家关心但普通读者没有兴趣的特殊符号，除非与讨论的特定内容有关，本书一般会省去。为了方便读者定位地点，我使用了俄语地名，而非当地地名，例如，江布尔拼写为Dzhambul，而不是Jambul；提尤别拼写为Tiube，而不是Tepe（特佩）。现代的中文地名采用汉语拼音，如Xinjiang（新疆）；其他地名则采用我学过的旧式威妥玛式拼音。从一种拼音转换成另一种拼音其实也没有难度。这本小册子没有打算识别一些无法识读的字或者查找词源，也没有出现高本汉（Karlgren）、蒲立本（Pulleyblank）或其他学者研究拟音的著作所列举的古音或唐音的汉字。对于一些细究的词汇和争议的观点，请读者查阅专门的参考文献。

尽管现在这种写作方式可能不是很常见，但我认为对于中亚这样一个世界上了解相对较少的地区，按时间顺序来呈现过往的历史发展，应该是最好的办法。借助这一框架，读者可以尝试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种观点，解释历史发展过程中活动和变迁的原因。

要写一部中亚史，显然俄语文献和汉籍是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因为这些文献不仅提供了相关考古发现的信息，而且还基于田野经验提供了各种新观点。因此，俄语和汉语分别是研究中亚西、东两个地区最主要的学术语言。当然，也需要参考用中亚当地语言，特别是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塔吉克语、回鹘语写成的文献，对考古新发现尤其如此。所幸的是，我在有生之年习得了一些当地文字，并可以用当地语言与当地人交谈，这让我的旅途更丰富多彩，也使这本书得以成形。对于书中频繁使用“可能”或“似乎”这样的表达方式，我表示歉意。但我认为当没有确凿证据时，最好只是向读者介绍一种可能性，而非妄下结论。

本书不是一本参考类的著述，而是和我的另一本书《波斯的遗产》更接近，是为学生和对中亚这一地区感兴趣的人撰写的。同时，本书也不仅仅是为那些想要扩展阅读的英语读者所准备的。本书不可能涵盖所有专门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如果对新发现或新观点有所疏忽或遗漏，望读者见谅。因为读者通过电子检索就可以查到主题、作者、书名等信息，本书并没有用斜体方式在注释中详细备注。

虽然本书完成于马萨诸塞州，但如果不借助费尔多西国家图书馆（Firdosi library）、奥登堡图书馆（Oldenburg library）、杜尚别科学图书馆的安德烈耶夫（Andreev）与谢苗诺夫（Semenov）抄本部，这本书甚至都无法动笔。要列出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和同事，以及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的专家和乌兹别克斯坦考古研究所同事的名字，未免有些冗长。无论是在提供资料还是旅途方面，对于曾经帮助过我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奥塞特（Ossete）、瓦罕（Wakhi）、舒格尼（Shugni）(1)、浑扎（Hunza）(2)等民族，以及中国、俄罗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国家的朋友和同事们，单是列出他们的名字，可能就要一本书了。我对他们所有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于书中的错误和疏漏之处，恳请读者谅解。我只希望能为日后的中亚研究者提供一些帮助，愿他们的研究能以此为基，再接再厉。我想再强调一下，拙著只是一本简明的历史书，对中亚古代史中的许多有趣细节挂一漏万，还望见谅。

(1)　居住在喷赤河沿岸，讲塔吉克语的民族。

(2)　即浑扎人，也称作布鲁舒（Burusho）人，居住在浑扎河谷，即巴基斯坦北部的吉利吉特—巴尔蒂斯坦（Gilgit-Baltistan）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