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炼故我在

专业化时代里，什么都可以专门化研究，比如经营哲学、商业哲学、管理哲学、技术哲学等。任正非的领导力哲学也不例外，中西方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国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历史背景变迁，以及华为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起起伏伏，共同构成了任正非领导力哲学的底色。但无论什么哲学都要有自己的“根”，必须有一个存在论的转变。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任正非的领导力哲学的核心，是一个“炼”字。“我炼故我在”。“故”在这里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必然关系。

对本书的读者而言，这个“炼”有三层启示：

（1）任正非的领导力，并非天生之才，而是后天塑造出来的。

（2）任正非成为今天的任正非，源于毕生的自我发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成为一名领导者，与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是一样的，正如苏格拉底的哲学原则宣言：“认识你自己！”

（3）任正非领导力哲学，不是一个肤浅的风格、魅力、战略和管理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作为人的身份以及那些塑造了我们的力量。它是技术能力和道德复合体的连接，是关于领导力观和领导力方法论的理论，是可以教、可以学，能够标准化输出、个性化学习的。

因此，概括地讲，本书所研究、学习的内容是“一个主要矛盾，两个基本问题”。

一个主要矛盾，即领导主体和领导客体之间的关系，即任正非作为领导者，与遍布全球的数以百万计（产业链上下游）的追随者，特别是身为知识分子的追随者之间的关系。

他们并不是直接、简单地追随任正非，他们之间有着许多中介、层级和中间环节，需要解决认识和事件层面的种种问题。

两个基本问题，就是华为与任正非、华为与商业环境之间的关系。

因为组织是将领导者和追随者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是领导力赖以存在、得以进行的唯一实体，这个组织就是华为。客观环境则是任正非发挥领导力的活动舞台，同时也影响和制约着任正非和华为员工们的思想和行为。这个环境既包括微观也包括宏观，微观就是华为内部，宏观则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历史等。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所提出的原则，也是我们研究、学习任正非领导力哲学所需秉持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