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世界政治中的战略理性

一旦对理性做出定义，我们就可以评估国家是不是理性行为者。从根本上说，关于这个问题存在两种立场。我们主张国家通常是理性的，但政治心理学家则声称它们通常是非理性的。对这两种观点以及历史记录的分析表明，理性在国际政治中是司空见惯的。

常规理性

我们对理性的定义涵盖了可信的理论和审议。从该定义出发，我们发现，总体而言，国家是理性行为者。政策制定者个体通常运用可信的理论来诠释他们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和对当前问题的决策，并且大家一起审议，以制定实现他们目标的战略。

我们在分析历史记录时重点关注一系列的突出案例，它们讲述大国如何制定大战略和管理危机。我们考察了那些据说当事国家是以非理性方式来思考和行动的例子。这么做的原因十分简单：如果大国在这些被指称为非理性的情况下都是理性的，那么它们在其他大部分时候也极有可能是理性的。当然，我们无法穷尽分析全部的历史记录。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国家做出对外政策决策的案例数不胜数，而且其中许多都缺乏证据。尽管如此，我们相信自己所采用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我们研究的许多案例中，最终选择的政策都失败了，有时候甚至引发灾难性后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讨论的国家是非理性的。过程和结果两者之间有着关键的概念差别，理性探讨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理性的国家寻求理解这个世界，并系统地考虑所有可用的战略。但这并不能够保证它们随后所选择的政策将会成功。国家可以致力于进行理论导向型的审议，但由于一些外部约束条件或不可预见情况的存在，它们依然无法达成预期的结果。同理，也存在一些原因，譬如拥有机会或者占据压倒性优势，使得非理性的国家可能实现它们的预期目标。一言以蔽之，国家可以是理性却不成功的，也可以是非理性却成功的。如此一来，把理性等同于结果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话虽然这么说，但一个奉行理性战略的国家更有可能成功而不是失败，因为它对国际政治有着很好的理解，对如何前进也经过了深思熟虑。

上述看法并不等同于说理性在国际政治中随处可见。事实上，我们发现了一些非理性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当事国家要么是制定政策时没有经过审议，要么是制定的政策缺乏可信的理论基础，要么是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对于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为何总能保持理性思考和行动，有着一个简单的解释。国际政治是一门“危险的生意”。各国在一个没有更高权威来保护它们的体系中运作，于此体系之内，别的国家能够或图谋对它们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国家有着强烈的利益动机去找到最佳战略以解决面临的问题。这使得政策制定者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愿意运用可信的理论来理解世界，决定该做什么，并通过大家一起审议，确定一个前行的战略。但这并不是否认，在制定大战略或掌控危机时，国家有时候会做出非理性的思考和行动。然而，失败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这意味着非理性的情况也许并不那么常见。

捷径俯拾即是

政治心理学家和理性选择学者都在关注理性行为者的问题，但理性选择学者对国家在实际上是否理性几乎未置一词。毕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支撑国家行为的个体心理过程。他们只是假设理性决策者行动起来就如同他们在运用预期效用最大化一样。政治心理学家断言，国家通常是非理性的。他们基于把理性视同最优化的观念，得出结论：国家经常偏离这种理想化的战略决策观念。具体来说，他们声称，历史记录中充斥着政策制定者未能运用预期效用最大化而是以非理性方式行事的例子。政治心理学家认为，在国际关系中非理性或偏见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国家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运用了“心理捷径”，包括运用类比和启发法等，他们是“启发式人”（homo heuristicus）。这些简化的手段有些是人们天生就会的，有些是人们后天习得的，关键在于它们并不是理论，因为它们无从阐释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如此运行。

据说决策者之所以运用心理捷径，是出于环境的限制和认知的局限性。他们可能缺乏把问题思考透彻所需要的时间或信息，或者是因为在筹算方面才具有限，他们盘算解决问题最优策略的能力受到了妨害。所有这些限制条件都导致需要运用类比和启发法，它们与有限理性的概念是同义的。

我们有着充分的理由来怀疑这些认为非理性在国际政治中盛行的经验性主张。首先，政治心理学家给理性下定义的方式如同要确保决策者是非理性的。在他们的叙事中，理性要求个体实际上选择能够使其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政策，但这恰恰是要求这些人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政策制定者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们与其他国家互动所产生的全部可能结果，更不用提去为这些结果分配有意义的效用值和概率值了。追根究底，理性被定义为不存在。

虽然政治心理学家对理性的定义只会让他们看到非理性，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主张，尽管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理性的，然而并非所有时候皆是如此。这种更有保留的主张似乎是基于另外一种对理性的定义，即根据结果而非决策者如何思考和行动来评判。政治心理学家倾向于关注灾难性的结果，比如在战争中失败了，并且事后追溯原因认为是类比或启发法支撑了决策，因而这是非理性的。这种方法是大错特错的。重申一下，我们无法通过看结果来评估国家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对于这些所谓的非理性，政治心理学家似乎也给不出一个很好的解释，尤其是在人们并没有多少理由去相信决策者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运用了心理捷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依靠经验法则，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当事关重大时，比如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时，他们就有着强烈的动机在理论指导下进行思考。

抛开这些不谈，政治心理学家虽然坚称国家很少理性地思考和行动，但实际上并没有为自己的头条主张提供多少历史证据。事实上，虽然他们对非理性的普遍存在言之凿凿，但总共就举出了国际政治中少数几个突出的例子，这真是令人讶异。诚然，他们提出决策者运用了形形色色的认知捷径，但他们关注的都是同样一小撮案例。而且即便是这些代表性案例，也并不是令人信服的关于非理性的例子。认真观察就会发现，相关的政策制定者是理性的，他们运用可信的理论来理解世界并做出如何前进的决定，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是依靠类比或启发法来做出决定的。一言以蔽之，与政治心理学家的观点恰恰相反，历史记录中随处可见“理论人”的身影而不是“启发式人”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