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世界政治中的战略理性

虽然国际关系学者经常援引理性行为者假设来将国家区分为“理性的”或“非理性的”，但令人惊讶的是，文献中很少讨论理性涉及什么。所以，我们就战略理性给出定义，并解释它为何优于最常用的别种定义。[8]

可信的理论与审议

如前所述，如果一个国家的战略是基于可信的理论并且是经过审议形成的，那么我们就将该国定义为理性的。理性的政策制定者是理论导向型的，他们运用可信的理论来理解这个世界并决定其实现某个目标的最佳方式。理性的国家通过两个步骤来汇集不同政策制定者的观点：一场激烈而无拘无束的辩论，以及由一位最终决策者做出的政策选择。

理性的政策制定者运用可信的理论来寻求理解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理论人”。鉴于理论和政策之间的密切交织，运用这些理论的决策者最终会主张采用理性的政策。个体在头脑中保有着关于国际政治诸多方面的不同理论，这些理论是由假设、因果逻辑和论据组成的概率性陈述。其中许多理论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假设是现实的，它们的因果联系是逻辑一致的，它们的理论主张在历史记录中可以找到实质性证据的支撑。然而，有些理论在假设、逻辑或实证检验等某个方面站不住脚，或者在三个方面皆不牢靠，那么这些理论就是不可信的，在这种情况下，由它们衍生出来的政策处方也是非理性的。同理，基于任何非理论思维制定的战略也是如此。

当需要为某一特定问题做出决策时，理性的政策制定者会又一次依赖可信的理论。因为它们解释了世界的运作方式，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决定处理当前情况的最佳战略。有一点毋庸置疑，没有哪项可信的理论适用于解决所有问题，即使它一度适用于某种情况，但如果环境条件发生变化了，它就有可能变得不再继续适用了。换句话说，理性的政策制定者坚持他们的理论，但也会评估这些理论在相关情况下的适用性，当有了新的有力证据时，他们也愿意改变自身的看法。

理性的国家通过审议来汇集关键政策制定者的观点。我们应该清楚，在任何具体情况下，每位决策者都可能有其偏爱的某个理论，并倾向于认为这一理论能够最有效地捕捉世界的运作方式，从而为处理当前情况提供受到认可的解决方案。有时候，他们拿出的这些理论会高度重合，有时候则会有严重分歧。一些政策制定者甚至有可能双手赞成不可信的理论，即使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做。如此一来，汇集观点一事就显得尤为重大。

在国家层面，审议是意见汇集过程具备理性的标志。它充满激烈而无拘无束的辩论，在辩论中，每位决策者都可以权衡纳入考虑的不同政策的优缺点，无须采取胁迫或欺骗手段，也没有人遭受强迫或蒙蔽，最后，由一位最终决策者做出一项政策选择。实际上，这种讨论近似于一个典型的思想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决策群体寻求弄清楚情况。这种辩论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形。其一，包括最终决策者在内的政策制定者们全面讨论了他们所面临的情况，由于他们所信奉的理论高度重合，因此很容易达成共识。其二，他们拥护不同的理论及由其支撑的政策，但解决了彼此之间的意见分歧，因为辩论促使一些人重新考虑了自身的看法。其三，与会者意见不一，各执一词，无法说服对方，后来由最终决策者出面解决争端。

反之，如果形成政策选择的意见汇集过程是非审议性的，那么这个国家就是非理性的。非审议性是指决策团队的一些成员或缄口不言，或强加于人，或欺瞒蒙蔽。即使最终的政策被证明是基于可信的理论，这个国家依然是非理性的。而且，当然了，如果一国所选的战略基于不可信的理论或者完全没有理论支撑，那么不管意见汇集过程的性质如何，这个国家都是非理性的。

我们给予“战略理性”的这番定义——如果国家的政策基于可信的理论并且是审议性决策过程的产物，那么这个国家就是理性的——抓住了这个概念的本质含义。在个体层面，可信的理论是心理建构，也是用于理解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的最佳途径，尽管它绝非完美。在面对严重的信息赤字时，它也非常适合用于做出如何最佳地前进的决定。在集体层面，审议提供了一种对政策选项进行系统性评估的机制，也提供了一套从这些选项中做出决定的程序，其中前者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人们尚不清楚何为最佳战略。

预期效用最大化

大多数国际关系专业的学子都把“理性”视作“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同义词，但后者基本上是数据导向型的。研究理性选择的学者是预期效用最大化这一方法的拥趸，根据该方法，理性的个体首先会鉴别他们与其他行为者互动时会产生的一系列可能的结果。随后，他们根据偏好将这些潜在结果进行排序，并赋予其特定的效用或价值。再接下来，他们将每项潜在结果的效用乘以其发生的概率，从而计算出纳入考虑的各种行动的预期效用。他们通过检视可获取的数据来推算出概率。最后，他们进行优化，选择可以使他们的预期效用最大化的那项行动。这种关于理性的观点经常在主流经济学中被采用，那些进行预期效用最大化或优化计算的个体也因此常被称作“经济人”（homo economicus）。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理性和预期效用最大化，文献中有两种观点。理性选择理论家认为，理性的个体采取行动时好像在最大化其预期效用。他们并不假设理性行为者为了做出决策，实际上计算了各项可采取行动的预期效用。事实上，他们对个体参与选择行动方案的心理过程保持沉默。政治心理学家则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虽然也将理性和优化画等号，但他们认为理性的个体在决定该采取何种行动时实际上会在头脑中计算预期效用。

对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这种定义是不完整的，它只涉及个体如何做出选择，明确规定理性的决策者会选择使其预期效用最大化的行动。这个定义几乎没有说明这些个体在面对需要做出决策的问题之前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它也没有谈到在国家层面上理性的意见汇集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即使对于个体选择的具体问题而言，用预期效用最大化来给理性下定义也是有缺陷的。理性选择学者对做出选择的心理过程几乎只字不提。恰恰相反，他们仅仅假设理性的个体采取行动时好像在最大化他们的效用，而不是实际上如此。由于思维过程居于理性的核心，这便意味着，说到底，理性选择理论家对理性决策避而不谈。政治心理学家认为，理性的政策制定者实际上是运用预期效用方法来思考的，他们不会遇到这个问题。然而，如同理性选择学者一样，政治心理学家很容易受到进一步的批评：预期效用最大化并不是做出外交决策的理性方法。在一个信息丰富、可靠数据充足的世界里，预期效用最大化是决定个人如何实现目标的好方法，但在国际政治领域则不适用，因为信息是匮乏的并且充满了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