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20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家众多，太炎是辛亥革命的先驱人物，也曾居于革命的领导地位，但是，与其他民主革命的领导者相比，他的贡献有自身的特点。作为一个思想家和学问家，他以史为鉴，极为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国情；他在更深的层面上，关注着民族精神的振兴和社会文化的变革，对建设中国的新文化和新道德，一直有着深入的思考。他在反对帝国主义强权侵略的同时，更否定了中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希望走出一条不模仿西方又彻底杜绝封建专制制度复辟的新路，对这一点有着系统的理论和全面的设想。太炎的很多论述，至今仍让我们心有戚戚。读《俱分进化论》时，有一段话让我久久回味。他说：“彼不悟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非有他也，智识愈高，虽欲举一废一而不可得。曩时之善恶为小，而今之善恶为大；曩时之苦乐为小，而今之苦乐为大。然则以求善、求乐为目的者，果以进化为最幸耶？其抑以进化为最不幸耶？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自标吾论曰《俱分进化论》。”观今之事，知太炎非言之不预也。

辛亥革命胜利后，太炎远离了之后的政治权力中心。他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思考，大多来自历代典籍，反映在学术研究上，而他晚期流亡日本的主要行动和回到中国后全力投入的工作是文化普及与国学教育。他参考欧洲文化高峰时期的哲学和科学、凭借对中国典籍全面熟读与深刻领悟的能力，考虑最多的是一个国家建设的精神文化层面。他国学教育的目标，集中在唤起民众特别是知识界对数千年辉煌历史文化的了解，并使国人由此产生强烈的自豪与自信。

很多评论都说，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革命”与“学问”如今都已经被定义，依照今天之定义，如果在“革命家”与“学问家”这两个身份中加以权重，太炎“学问家”“思想家”的成分，应当是远远胜过“革命家”的。

太炎从中国几千年的传世文献中形成了他对中国问题独到的见解，但太炎在辛亥革命后并未从政。一个多世纪以来，太炎的入室弟子和再传弟子中，没有哪一位是走入权力中心的。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林尹先生，他在抗日战争民族危亡之际投笔从戎，立下不世之功后立返讲台，对为官的拒受已经了然。太炎十分器重的两位学者，被称为“北吴南黄”两大经学家，一位是吴承仕先生，辛亥革命后曾任司法部佥事，很快离开政界进入教育界。他也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过秘密的抗日工作，以致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下过早病逝。他因精通经学特别是礼学及“小学”中的音韵学而知名。我们对他感到亲切，是因为他也是陆宗达先生的老师，所著《经籍旧音辩证》，我们做研究生时抄录并钻研过。1984年，北师大召开纪念吴承仕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我陪同颖民师去参加，知道研究生时读过的《章太炎先生所著书》中的《菿汉微言》，正是吴承仕先生记录整理，再由太炎审定的。他与太炎师生思想默契、情谊深厚，反映在二人的通信集里。另一位是公认太炎学术继承人的黄季刚先生，以及季刚的再传弟子陆宗达先生等，都曾在革命的艰苦时期奋力报国，而在胜利后无一谋官。太炎独到的见解，经过辛亥革命曲折的历程和复杂的环境，当会促使他更加直面人生和近代中国的现实；太炎恢弘的系统思想在文化变革和思想道德建设上的建树，也对革命后中国的文化发展有很重要的启示，但他的思想并未与权力结合，而是通过学术来传播的。当今之际，太炎学术多产期已经离我们百年以上，以历史而言，这是一个很尴尬的时间距离，中国社会已有两次巨大变化，而人际关系尚有诸多牵连。太炎头脑里存储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信息来源于典籍，学界已读、能读、读懂者已非多人，以只言片语和人云亦云来评价太炎的思想终难全面，何谈准确、深入！也许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多读一点他的论著，正确理解他从大量的典籍中解读中国历史文化独到的思想方法和严密的思维逻辑，不论赞成还是反对，都不可片面，更要避免歪曲。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的发展、学术的赓续不是孤立的，它与世界局势的发展、国家政治的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紧紧追随太炎先生的黄季刚先生，已经把太炎的思想完全落实到维护中国独有的语言文字研究上。他这样做，将弘扬中华文化的行为限制在学术和科学的领域，是沿着太炎“求根”和“固本”思想而抉择的。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基石，是数代哲人光辉思想的载体，要有一些专业的人来承担这个光复历史的使命。太炎把古代的“小学”提升到“中国语言文字学”的高度，既包含了语言文字是认识历史的工具，又包含了语言文字不可取自域外的独有性带来的民族独立、文化自主的思想。太炎之后，已经有几代人选择了深入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这个选择是与太炎一代学者“保种、爱国、存学”的精神紧密相关的。太炎关于“保种、爱国”的说法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关于“存学”的说法是：“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太炎强调了解中国历史和正确对待语言文字的必要：“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 在太炎的“小学”里，有着十分明确的民族大义，有着先进的和已被证实的科学方法论和对汉字汉语内在特点深刻的理念。回想六十年前研究生时代读过的太炎语言文字学三大代表作，尤其是《文始》，颖民师在《说文》学的课程中，一直把给学生辅导《文始》的任务交给我。我也曾自以为读懂，现在才明白，仅仅是为了得学位、评职称而拆解式的读书与教学，而没有对太炎思想的来源和理论体系有所领悟，是无法从根本上得其要领的。

这漫长岁月的阅读，把我带进一种境界，希望能够走近太炎的一二所想，也正是初步懂得章黄之学的价值，几十年困苦地守在这个阵地上不曾离开，也决不言悔。虽然时光荏苒，余年有限，也还是希望在语言文字学领域里，实现前辈师长所想的哪怕一厘一毫。

[1] 本文是我的一篇长文《我与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扩展版）》第四部分“对章黄之学深入学习后的决心和信念”的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