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怎样评价辛亥革命中的章太炎？那些对太炎的负面评价和不恰当的历史定位是怎样形成的？为此，需要进一步获得辛亥革命史的知识。我选择了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等人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上中下三册），以及配合这套书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全八册），作为主要阅读的材料。《辛亥革命史》及其参考资料中涉及太炎的有关史料和文献，集中在前期。作者肯定了太炎作为辛亥革命思想先行者和行动引领者之一的地位；但是，他们对于太炎参加革命的立场和追求，并没有准确地解释。1902年暮春，章炳麟、秦力山等倡议于4月26日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这里所谓的“亡国”,指的是1661年南明永历帝的覆灭，1902年适为此事二百四十二个年头。太炎起草了《纪念会书》,以典雅而激奋的文辞倾诉了对于清朝统治的悲愤抗议，其中有这样的话语：“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 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举出这些明末抗清的将领，不过是革命初期的宣传策略。清王朝在文化上启用汉臣，乾、嘉以后更对明代著名学者的后代给予安抚。这个纪念会本来是为了发动群众特别是知识阶层进一步揭露清王朝的本质，评论界却认为是“出于传统的以汉族为正统的一种偏见”，之后的评论也常据此以太炎当时的动机为狭隘民族主义的“排满”。1903年太炎与邹容因《革命军》被捕，邹容病死狱中，太炎1906年出狱后再次避难日本。太炎与孙中山自1907年思想开始分歧，后来组织上决裂，行动上自然也无法一致。近代史以孙中山领导的起义为辛亥革命的“主线”和“正统”，以此为唯一标准来衡量所有人的是非功过，才有了后来关于太炎的诸多史论与评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这种做法未免失于偏颇。

其实，只要客观地梳理这段历史，以时间顺序分别阅读太炎的论著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可以看到，两位领袖都是在中国为消灭几千年帝制贡献卓绝的伟大人物，都有着令人记怀的人格魅力。但是，他们对革命终结点的认识是不同的。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看，他在武装夺取政权后想建设的民主国家，基本上还是参考西方模式；而太炎则在特别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前提下，深入思考一个适合中国也更为长远的国家模式。辛亥革命的种种曲折，使太炎对中国的制度问题和国家衰弱、人民贫苦的现实充满忧患。太炎关于中国前途的思考集中在他的哲学论著中。有些文章把他的这些论著等同于毫无针对性的泛论玄学，其实是没有读懂他。太炎曾在《文录》里提出了“治经”的六条原则：“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他最佩服的清代学者是顾炎武。这样的章太炎，是不会脱离实际只做空泛哲理之论的。太炎对西方列强宣扬的“民主”与“平等”，是不信任的，或者可以说是否定的。他在《官制索隐》里，就已经提出了“光复论”。在《齐物论释》中，他阐释了自己的平等观。他对优胜略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持否定态度，在《俱分进化论》里，他又用辩证的观点来阐明自己的社会观——如果真如进化论所言，社会不只是好的、善的、乐的东西会进化，坏的、恶的、苦的东西也会进化，总体来看，社会是否真的进化？他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学说，更为重视欧洲古代文化高峰时期哲人的思想；而对侵略弱小民族的现代西方列强，他更是采取批判态度。他特别着力研究3—7世纪印度大乘佛教已经相当成熟的“唯识论”，因为大乘佛教是面向大众的。在《菿汉微言》中，他结合老庄和孔孟等诸子学说，希望找出这种思想体系是否可以在中国有所融合和吸取。但他是反对有神论的，在他心里，只有振奋人的自强精神，才能免除被奴役的命运……他的很多国学论著，都带有对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制度改革的深入思考。一篇一篇读懂他的文章，追溯他当时的所思所想，理解他振兴中华文化、恢复民族自信心的理想，明白他想在中国的历史记载和诸家思想中研究国家未来制度的迫切心理和在军事行动之外考虑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等问题所花的心思，太炎的人格跃然纸上。

太炎与孙中山的携手，是基于根本制度的改革方向，他们都是要推翻封建帝制的人，而不是为个人或一部分人夺取政权。有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说明这一点。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太炎曾有很短时期考虑与袁世凯合作，但在袁世凯复辟称帝时，他反对和抗议的激烈行为无人能及。他的思想不是像有些书上所说的仅仅是狭隘的“反满”，而是要在直达民众的精神层面彻底的反侵略、反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