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往对未来的召唤[1]

黄季刚（侃）先生和他的老师章太炎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国学家和国学教育家。他们是19、20世纪之交推动中国文化延续和发展的名人和伟人。季刚先生以五十岁寿龄而终，他只在多灾多难的中国建业和奋斗了三十多年。但是，他成功地衔接了两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在逆境中坚守着民族文化的立场，为一个世纪的学者们作出了不媚俗、不媚权、不阿贵、不阿众、不逐潮、不逐势的典型中国文人崇高的榜样。他几易其地，寻找合适的土壤，为后一个世纪培养了许多具有丰厚国学功底的学者和教师，靠着自己的学生，把中国传统文化植根在新的世纪。直至今日，南北方许多高校传统语言学、文献学老一辈的名师，大都是他的学生。中国的传统语言学曾有过半世纪的断裂，然而到了70年代末学术的黄金时代到来时，仍如雨后春笋、风拂春草，一时间又蓬勃生长了。这不能不说是章、黄及他们同时代的国学教育家的一种成功。

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第四次毕业摄影，前排左起：朱希祖、钱玄同、蔡元培、陈独秀、黄侃

在文化战线上，季刚先生曾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曾是政治上激进的革命派，十八岁在文普通学堂开始“反满”，二十岁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二十二岁追随太炎先生在《民报》上发表激烈而富有煽动性的文章，二十三岁二次潜走日本继续追随革命，二十六岁组织孝义会、领导鄂东南起义。他以一腔爱国爱种的热血，走在民主革命的前列。但是，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并没有再去为当权的一席之地而奋争，从1912年起，便在社会上和历史中重新寻找自己奋斗的道路和献身的途径。他选择了国学，以从幼小就培养得十分丰厚的国学功底，走入教育界，摆开了一个似乎是不合时宜的维护国学的疆场。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面对“打倒文言文”的呼号却在课堂上讲“三礼”和“选学”；面对“打倒汉字”的激昂宣言仍开设《说文》《尔雅》课。当许多同行、同道纷纷在思想上与国学决裂的时候，他遍读中国的经、史、子、集，搜集金文、甲骨，潜心批注群书，坚定了“量力守故辙”的信念，将一部系统、丰富、准确、深刻的中国国学通史和通论，完整地贮存在自己的头脑中。虽然他在自己预定的写书之年的前夕故去，但他的成就已为世人公认并为后学者传扬。他忧国伤时，形成了严词讥讽、不留情面的“坏脾气”，也因此留给一些尽管内心敬畏却难以宽容的共事者忘不了的“坏印象”。于是，在前辈学者中，他被目为“保守”甚至“复古倒退”。他提倡的传统语言学一度被全盘否定，大有被逐出学坛之势。甚至他的一些学生，在学术上也未能得到公允的评价。

但是这些都将逐渐成为过去。正确认识一个人、评价一个人——一个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又绝顶聪明而富有个性的并非完人的伟人，不但要在冷却了派别的成见、淡化了实用的利害、让时间冲刷掉枝枝蔓蔓非本质现象之后才能做到；而且还需要经过深入细致的探讨，领悟他的内心，理解他的个性才能做好。在季刚先生逝世六十年之后，在又一个世纪之交到来的时候，在他已成为历史人物而远离了今日学坛的时候，将会有更多的人认识他，敢于并乐于去承认他的价值，在他的成就面前交口称赞。尤其是站在季刚先生未竟事业的领域里的人，回想起前一世纪的种种成败，便时时感受到一种既往的先行者对未来的召唤，这召唤使我们不断反思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敢忘记今日的责任。

1995年是黄季刚先生诞辰110周年和逝世60周年的纪念之年，纪念这位国学家和国学教育家，让我们想到许多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我们应当带着崇高的使命感来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许多人把考据和整理国故看成是“没有灵魂的学术”，是“脱离现实的复古”，以章、黄坚持振兴国学为保守、消沉、避世，只有深深理解他们胸怀的人才能懂得，自顾炎武、戴震起，国学便与爱国救种相联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固然要求经济的发达，然而失去自己的文化，精神便无所依托，这才是真正失去灵魂。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过去，因为现代永远寓于历史的积淀之中。扬弃一种糟粕和吸收一种精华，是必然在经过撷取和研究历史之后的。总要有一些具有国学基础的人去从事历史的撷取和研究工作，然后才能把历史教给民众。然而历史常常受到时潮的冲击，被现代所冷落。季刚先生是可敬的，因为他虽被时代所冷落，却不逐潮，不媚俗，义无反顾，坚守疆场，背负着“保守”“落伍”的十字架而终身不悔。带着与先辈同样强烈的使命感来从事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我们的精神将永远是振奋的。

我们应当努力为世界、为中国创造学术的精品。季刚先生是被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塑造的学人，他自己又在不断地创造传统文化的精品。在“新学”“西学”发展到极端时，连汉字都被宣告了死刑。而由于一代国学大师的存在，免去了一种偏颇，在吸收西方科学与民主的同时，中华文化瑰丽的精华得以存留，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功绩！在新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不是精品，不可能保存下来；不是精品，也不可能最终与新文化并存并被新文化吸收。季刚先生正是执着于精品的创造，才立誓在五十岁前不写书。他不幸又有幸地生活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因而能受到新文化的冲击，也受到新文化的选择，终于为后代留下一片精心浇灌了的传统文化的绿茵。我们有幸又不幸地生活在一个暂时的传统文化“热”的年代，传统文化不再被称作“封资修”之一端，研究国学不再被视为“牛鬼蛇神”之一例；然而，经、史、子、集被阉割式的删节，经过粗糙的注译和飞速的校对后，精装成礼品书，提供给附庸风雅者去补壁；古代饱学之士以为虚浮、粗俗而不取的陋文鄙谈，却被新星们拿来示众以为创新；虐杀儿童天性、炫耀帝王富贵的一些糟粕，被当成“珍品”发掘出来以“飨”今人；一套套耗资千万的“大古全”汇集，内容互相重叠地在不同的地方竞相编选……与此同时，就青少年和全社会的素养而言，文言文阅读能力逐步下降，历史观念在娱乐的冲击下渐渐淡化，分辨精华与糟粕的标准犹疑、模糊甚至混乱……可以预测，“热”与“滥”时常并行，而“滥”与“衰”终会相继。不论在哪个时代，属于历史继承的学科绝不能没有，又经常是冷门、是少数，这是正常现象。历史的继承需要高声呐喊而推导至今日，忘记过去而重踏失败的覆辙当称愚蠢；而用历史去掩盖现代，在房价高昂、多少人蜗居斗室被称为“蚁族”的时候，耗资千万去表演假仪式、拼凑假庙堂，难道不是放弃民生的复古？从专业领域看，唯其是少数，便一定要精；从普及领域看，以飨大众的成品更要绝对真实。不精、不实，在鼓噪起来的“热”以后，也还是要被淘汰的。摒弃个人的名利，振作爱国的精神，用耐得了冷落的韧性不断创造精品，同时把精品认真地解读去向社会普及，从而得到一切优秀者的理解和重视，收到提高全民素质的效果，我们的事业才能在冷落的同时具有内在的生命力。

我们还应当特别重视为国学培养新的继承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一批对祖国传统文化素养高、理解深、功底厚的青年人，成为国学的继承者；半个世纪以后，他们成长为国学与国学教育的中坚人物。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不论在祖国大陆还是在台湾，经学与“小学”得以传衍。在发现人才方面，季刚先生有极高的标准和锐利的眼光；在培养人才方面，季刚先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成功的范例。我们在师辈对季刚先生的回忆录中，可以深刻感受到那一代学者笃厚、诚挚的师生关系。危难出知交，那种在巨大压力下走到一起来的师生、友朋之情，使人感动，催人深省。历史文化是一门艰深而需要积累的学科，这方面的人才既需要聪颖、敏锐，又需要刻苦、扎实；既要热爱和崇敬前代的历史，又要有新思想和时代精神；成才的周期长，淘汰的比例高；再加上半个世纪的“断档”，总体的素质和功底受到很大的影响。站在国学教育前沿的学人必须充分估计到它的难度而又要知难而上。国学的希望在人才，祖国历史文化传播的契机也在于人才。一想到季刚先生在那样巨大的压力下还培养了如此优秀的我们的师辈；我们在接受了师辈的教育之后，难道不应当做好人梯，让自己的学生踏着肩膀攀上学术的高峰吗？

黄季刚先生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文学、史学、经学、“小学”无所不包，但他引为一切学问的基础因而最着力传播的是“小学”——章太炎先生定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在“小学”的研究中，黄季刚先生胸中装着浩瀚而经过深加工的第一手材料，遵照朴学求实的精神来务学。但他从不被材料淹没，不为错综复杂的语言文学现象而感到迷茫。他一再强调“得其法而明其理”，把规律和思想作为治学的追求目标。而现在却有些人，把“小学”当成材料的堆积，误将烦琐视为丰富，借口“求实”而轻视理论。更有些人，奢谈概念而追求虚玄，热衷于空泛的推理而不务实证。这些都是与科学的研究方法相违背的。我们应当沿着“得其法而明其理”的道路，力争做一个重视材料又重视理论的学者和教师。

又一个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来到了，中国人企盼携带着先进的科技、发展的经济跨入21世纪；同时也企盼携带着丰富的精神、光辉的文化跨入21世纪。应当深信，前辈的努力绝不会没有收效，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事业，永远会充满光明。

[1] 本文是1995年在武汉大学纪念黄季刚先生（1886年4月3日—1935年10月8日）诞辰110周年、逝世60周年大会上的闭幕词，经过增改后发表在《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2期上。时过二十年，纪念太老师的情怀更加深沉。重温旧言，文章做了少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