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

若要为研究精神障碍与文艺创作关系找一个最佳研究对象，那么非艾德琳·弗吉尼亚·伍尔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1882—1941）莫属。她有着严重的精神障碍，并且是最具代表性的双相障碍，同时有着杰出的创作成就。两者重叠时间长且相互作用紧密，也就是病得重且写得好。更重要的是，她有着丰富详细的私人记录，这使两者间的复杂作用得以暴露并提供例证。就其本人经历而言，也堪称传奇。说她运气好也确实好，作为女子能成为开创性的文学大家，文学成就早早获得承认，有爱她知她的丈夫，其创作从情绪波动中获益良多；若说运气差也着实差，从少年起便连续遭受丧亲和持续受到性侵犯，一生中有一小半时间被精神障碍的阴影笼罩。可以说，在她跌宕起伏的人生中，精神障碍患病经历是分量最大的一股波浪。

研究伍尔夫有以下方法学意义：

（1）诊断是最有代表性的、被认为与创作关系最密切的双相障碍；

（2）其创作时期和具有情绪症状的时期有大部重叠，并且相互作用紧密；

（3）年代较近，生平信息较丰富，有众多详细的日记等私人记录，有许多第一手传记资料。

病史

◎童年和性侵经历（1~13岁）

1882年，伍尔夫出生于英国伦敦。父亲是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传记家，母亲也是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大家闺秀。父母在结婚前都曾有过一次婚姻。父亲虽然不让她像兄弟那样接受正规教育，却开明地让她自由选择家中丰富的藏书，并在家中接受教育。她小小年纪便展露文学才华，在家中手编一份小报。她幼年时的家庭父母和谐，兄弟友爱，在家中和度假地都收获了美好回忆。唯一不美好的是被性侵的经历：“我那时还非常小，我同母异父的哥哥杰拉尔德·达克沃斯把我抱到厚板上。我坐下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抚摸我的身体。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手游走在我衣服下面，手坚定地一直往下摸。我还记得当时我多么希望他能够停下来。他碰到我私处的时候，我身体变得无比僵硬，我痛苦地扭动，但他却没有停手。他又抚摸了好一会儿。当时我心中充满愤恨和厌恶——有什么语言可以描绘当时那种不可言说、纷繁复杂的情绪呢？”[1]79杰拉尔德这样的举动让弗吉尼亚深深厌恶，她永远都无法忘记这一幕，这使得在今后的岁月中，她异常羞于提及自己的身体，甚至对任何跟性有关的事情都感到害羞。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她因受到惊吓而采取了一种冷淡、自卫的惊恐姿态，终身无法过正常的性生活[2]。

◎家庭和家族史

伍尔夫的父亲是一个情绪变化明显、易发脾气的人，“如果事情似乎脱离了他的控制，他会勃然大怒，爆发一阵可怕的、疯狂的怒火，要不然就堕入虚弱无力的自我厌弃……他表现出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虚张声势和恐慌不安、自责专断和衰弱萎靡。他摇来摆去，一会儿自以为是智能上的万物之主，一会儿又自认为无能得糟糕透顶”[3]。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劳拉患有“疯病”，据记载她会做出令人不安的事来，比如平静地把剪刀扔进火里[4]36。她的堂兄斯蒂芬在一次头部受外伤后出现精神症状，有一天他冲进弗吉尼亚家的保育室，从一把内藏刀剑的棍杖里拔出利刃，把它插进面包。他处于狂喜之中，像疯子那样不停地涂抹。某次他在一种疯狂的兴奋中驾着马车差不多跑了一整天。并且，他疯狂地追求弗吉尼亚的姐姐，她们家人对他避之不及。这两人都被送进精神病院，年纪轻轻便死去[4]36。还有学者声称弗吉尼亚的“祖父、母亲、姐姐、哥哥和侄女都患有复发性抑郁症”[5]211。

◎少年及青年的丧亲和精神崩溃（13~22岁）

1895年（13岁）5月弗吉尼亚的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后，她费心尽力营造的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瞬间坍塌。取而代之的是乌云满天，层层黑云向我们步步逼近。我们好像被囚困在孤岛上，神情悲伤、神色凝重，身外的一切变得虚幻缥纱，我们似乎无力冲破这种禁锢。我们不仅仅阴郁悲伤，精神虚无，而且感觉什么也抓不到，什么也说不出，好像有根手指放在我们的嘴唇上，不让我们说话似的。”[1]130弗吉尼亚还为自己的情感麻木而感到一种对母亲的愧疚感。治丧期间同母异父的哥哥乔治的一些安抚妹妹的举动，逐渐发展成了一种下流的色情摩擦。他会在弗吉尼亚上课时公然抚弄和乱摸她，在夜间闯入其卧室猥亵她[4]43。她因为茫然无助和顾及体面而不敢声张，这种带着羞辱感的痛苦就这么潜伏起来。她的侄子在传记中写道，“弗吉尼亚觉得，自己的生活还没有真正开始就已经被乔治毁掉了。她天生对性话题感到害羞，从这时候起，她因受到恐吓而蜷缩成一种冷淡、自卫的惊惶姿态”[4]44。这种猥亵持续数年。由于她母亲的死亡，父亲变得极其苛刻、不讲理、情绪化，常常因为账单对家人大发脾气。

大约在母亲去世的数月后，弗吉尼亚第一次出现可以被识别出来的发作，“她已经听到了她后来所说的‘那些可怕的声音’，她提到了其他症状，通常是生理学上的症状。她的脉搏跳得很快，快到几乎无法承受。她非常容易兴奋和焦虑，然后是难以忍受的沮丧。她变得害怕人，如果在街头遇到陌生人，她说话就脸红，没法面对他们……不过，她怀着狂热持续阅读。有一段时间，她对自己持病态的自我批评态度，指责自己的虚荣和自我中心，觉得自己比不上瓦奈萨，同时她又非常容易被激怒”[4]45。那段时间，她还中断了写日记：“创作的欲望离我而去；除了那两年的空白期，创作一直是我毕生不息不止的欲望。”[1]

母亲去世后，姐姐斯特拉扮演起母亲的角色，弗吉尼亚对她有很深的感情。1897年（15岁）姐姐出嫁后不久即患病，5月份弗吉尼亚在目睹几次车祸后出现一些害怕、不愿出门的症状，到了7月“弗吉尼亚的健康恶化了，身体症状伴随着心理疾病而来。她抱怨风湿痛，不久，体温也不正常了……在斯特拉家里，弗吉尼亚发现自己病得那么厉害，西顿医生就让她在那里卧床休息。第二天夜里，弗吉尼亚犯了她所谓的‘躁狂’，斯特拉坐在她身边，轻抚并安慰她，直到差不多半夜为止”[4]79。7月斯特拉的去世再次打击了弗吉尼亚，她在日记里写道，“我现在回想斯特拉去世后那一个月的日子，眼前便会浮现出一片光秃秃的灌木丛，浮现出一棵枯瘦的老树孤零零地站立在漆黑的夏夜里”。其后几个月内她在日记中表露出低落的情绪，甚至自杀想法，到10月连日记也中断了[2]64。

1904年（22岁）父亲莱斯利去世，家人感到松了口气，但弗吉尼亚对父亲有很深且复杂的感情。5月份在去意大利的旅行之后她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崩溃，开始时出现的症状是“头痛、心脏的突发性神经痉挛，日益察觉到自己的头脑有很不对劲的地方”，她感到非常渴望做一些实在的事，使得她那不安宁的思维能够不停运转。某天亲友发现她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些或做些什么。在随后的崩溃中，她进入一段梦魔期，前几个月的症状达到了狂乱的地步。她听到怂恿她去干傻事的声音；她相信这是饮食过度造成的，她需要保持饥饿。她初次尝试自杀，她跳出了窗户，不过窗户离地面不高而没有造成严重伤害。她躺在床上听见小鸟们在用希腊语唱歌，想象爱德华七世躲在杜鹃花丛里说着能说得出来的最脏的话。她在疯狂中度过了整个夏天，到9月初已经神志清楚到可以和亲友和平共处，但是瘦弱，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残留有头痛和神经痛，睡眠仍不大好。[4]125

◎青年的恋爱和精神崩溃（22~30岁）

从1906年（24岁）起，弗吉尼亚在布卢姆斯伯里的新家逐渐聚集来一批爱好文艺和学术的朋友，其中不少是文化界的精英。这样的交往给她带来丰富的艺术滋养，她在这个圈子中发展了几段恋情，包括和姐夫调情。1906年她亲爱的哥哥托比患病死去，她虽然感到伤心但没有诱发精神崩溃。1907年她开始着手写第一部小说《远航》。

1910年（28岁）3月她在写作《远航》将近结束时，“她又一次感到头痛——她所谓的头脑里的麻痹、失眠、精神躁狂、对食物的强烈反感，所有的旧症状都以它们最恶劣的形式出现了”[4]227。医生要求她安静休养，之后又要求她住到特威克南的一座专供女病人的上流疯人院。这次的发作比前次较轻，住院期间她还能够写信。9月时家人仍感觉她似乎很自信，对于未来抱有兴奋和激动的心情，期待着名声和婚姻；同时她为琐碎小事而恼火[4]232。到年底她返回伦敦时，亲友观察到她已然恢复。

这几次显著的发作之间，流露出一些沮丧和自我贬低的情绪，主要是和写作不顺相关，类似记录散见于日记和书信之中。比如，1911年6月她写信给姐姐：“我没法写作，所有的魔鬼都来了——毛茸茸的黑色魔鬼。29岁了，还没有结婚——一个失败者，没有孩子，还神经失常，也没能成为一个作家。”[4]246

1912年（30岁）1月伦纳德·伍尔夫向她求婚，她感到犹豫、在考虑是否结婚时产生了许多担忧。当月她再次出现精神崩溃，“她的神经垮了；1月底，她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我的痼疾小小地发作了一次，是脑子的问题，你知道的’——接着，乔迁庆宴之后，症状变得更严重了，她被迫回到可恨但便利的特威克南庇护所和托马斯小姐那里去”，其间给伦纳德写了一封前言不搭后语、流露出疯癫语气的信[4]252。这次发作时间较短也较轻，在5月时已经能和伦纳德交往，并在8月份结婚。

◎写作及婚后的发病（30~33岁）

她在婚后拒绝和丈夫行房，以至于引起丈夫的疑惑和不满。1913年（31岁）3月，在写完《远航》等待评价的这段时间，伍尔夫出现频繁的失眠和头痛，在失眠之夜中担心自己的作品得到恶评，担心“作品被视为赝品，是对任何人来说毫无价值的白痴的梦”。作为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远航》耗时5年，其间多次重写，留下数种草稿，而究竟是否成功是她焦虑的主要来源。她出现沮丧和负罪感，还有她的厌食，都已经恶化到令人惊恐的地步，严重时甚至下不了床。丈夫觉察到当时她有自杀的可能。丈夫带她多方求医，而医生给出的建议仅仅是带她去安静的地方休养。姐姐写道，“我看弗吉尼亚情况很糟。她总是忧心忡忡，解决掉一件忧心事，不料几分钟后又冒出来一件。还有，她无疑对人有幻觉”[6]18。丈夫尽心照顾她，细致记录下她的精神状况。比如，8月的一些记载就显示她情绪转换快，常常在两三天之内既有“非常沮丧、担心”，也有“兴致高、很兴奋、开心、对护士暴力”。传记作者描述她当时还“认为人们在笑话她；她是造成每个人麻烦的原因；她深陷在负罪感之中，她应该为此受到惩罚。她开始确信自己的身体从某方面来说是畸形的、肮脏的，嘴巴和肮脏的肚子要吃食物（让人反感的东西，然后必定会以一种令人作呕的样子被排泄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拒绝吃东西”[6]19。9月时，她深陷在负罪感和沮丧中不能自拔，她觉得自己在浪费她和伦纳德两个人的生命，她对伦纳德“充满了感激和悔意”[2]194。弗吉尼亚在吞下一百片巴比妥后丧失知觉，被送到医院洗胃。这时亲友开始抓紧考虑是否送弗吉尼亚入精神病院，但最后选择请看护到家中照顾。弗吉尼亚比以往更糟：她无法入睡，不肯进食，一会儿非常沮丧，一会儿极度兴奋[6]22。到了11月，“亢奋”天数大大减少，她逐渐被说服，开始略有进食。安静的白天和能够入睡的夜晚也多了起来。到次年8月的这段时间，尽管复发很多次，但弗吉尼亚似乎康复了。1915年1月，弗吉尼亚已经能参加社交、恢复创作和写日记。

1915年（33岁）3月《远航》即将出版的前后，她突然再次出现精神崩溃。最开始出现的症状是头痛，然后是失眠，“她进入了一种饶舌的癫狂状态，说起话来愈发狂乱、语无伦次和没完没了，直到陷进胡言乱语，堕入昏迷”。她被送入一家疗养院住了一周，回家后由4个护士来照料。那时她的情绪亢奋、易怒、发出尖叫，甚至还敌视伦纳德，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拒绝与他见面。姐姐描述道：“弗吉尼亚似乎时好时坏，有时颇有理智，其他时候却非常狂暴，难以相处。”[6]33到了6月底，她才慢慢好转。传记作者认为人们对于《远航》这本处女作的好评有助于她的恢复[6]39。

◎中年的长时间平稳期和自杀（33~59岁）

长篇处女作大受好评，加上丈夫和姐姐对作品的重视和大力鼓励，弗吉尼亚不再那么担忧和畏惧评价。与伦纳德的婚姻也超越了开始时的不和谐，发展出以精神上的互相欣赏和相知作为婚姻的纽带。丈夫除了细心照顾她的生活，还在家中创办出版社。她从事自己所喜欢的书籍装订和整理工作，能自由地出版自己的作品。在这些有益因素的保护下，她从1915年底（33岁）直到去世，虽偶有精神问题的困扰，但再没有之前的那种明确发作。1921年（39岁）4月，因为前部作品销售萧条并恰逢朋友的作品大受好评，她产生了沮丧和气愤的情绪：“我不想把这一一记下来，也不想写。我足足有半小时脾气越来越糟，竟陷入从未有过的沮丧。我是指我曾想过再也不写了。”[7]26这段时间正是她写作《雅各的房间》之时。6月的某天，她在一场音乐会之后难以入睡，次日就卧床不起，“那些日子都耗费在以下的事情上了：让人疲倦的头痛、跃动的脉搏、疼痛的背部、焦急、烦躁、睡不着、安眠药水、镇静药、洋地黄强心剂、短时间的散步和再回到床上”。此次发作程度较轻，到8月份已经能恢复写作[6]114。

此后她精神状况较为平稳，在主要作品《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的写作和出版后等待评价的过程中都未再出现发作。1940年，她在伦敦的住宅被德国飞机轰炸。夫妇俩商量好，如果英国战败，两人即相携自尽，以免受法西斯统治之辱。同时她饱受战争期间物资短缺之苦，也到了《幕间》即将完笔之时。预感另一次精神崩溃即将开始，她担心自己永远不会再好转，在给丈夫的遗书中写道：“我肯定地感觉到我又要疯了。我觉得我们不能再经历这样可怕的日子了。而且这一次我好不了了。我开始听到声音，我不能集中精力……我再也无法去斗争了。我知道我毁掉了你的生活，如果没有我你可以好好工作。我知道你会的。你看我都不能很好地写这些了。我无法阅读了……”1941年3月28日，她用石头填满口袋，投入了她家附近的河中，终年59岁。

精神病理分析

◎发作的性质

◎抑郁情绪具有高能量、易转换和混合性的特点

伍尔夫前期的创作中，频繁被发作打断，许多日记等记录缺失。而后期的创作中就能在日记中找到许多关于情绪波动模式的详细记录。

她的抑郁情绪出现的形式具有迅速、强烈的特点：“大约在3点醒来。噢，它开始了，它来了——那种恐惧——从肉体上来说就像一阵疼痛的波浪在心脏周围涌涨——使我辗转不能入睡。我不开心，不开心！沮丧——天啊，但愿我死了。打住。但是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让我瞅着那波浪涌起。我瞅着。瓦奈萨。孩子。失败者。是的，我看清楚了。失败者，失败者。（那波浪涌起了。）”[2]148也因为这痛苦迅速的特点，尤其令她难以忍受，并因为高能量的缘故，更容易产生自杀的想法并将之转化为行动。

她的抑郁情绪出现时，常具有焦躁、烦闷的特点。几次发作的初期有焦虑的心理和躯体症状，这可以理解为一种情绪的内容（抑郁）和进程（躁狂的高能量）错配而成的特殊状态——有强烈的动力去做事但没有兴趣和快感，因而能量被阻抑。如她在日记中所记：“无事可记。只是心中烦恼难忍，想乱写一气。我在这儿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被绑在大石块上，什么也不能干，只得听认各种焦虑、烦躁、怨恨与苦恼咬啮着我的心，没有片刻的安宁。”[7]32

而在她另外一些抑郁情绪中，则有明显的思维迟滞和精力减退、易疲乏的特点，如“今天是星期二，在绝望、徒劳地划了许多火柴之后——噢，我觉得自己如此僵硬，如此没用，最后终于出现了一丝火光。也许我有些失常”[7]174。又如以下这段写在《帕吉特家族》中的话，而这则日记3周前和1周后的日记都显示她处于富有激情和快速的写作中：“在耐芙夫人离去之后，我自然疲乏极了——浑身抖个不停，在床上躺了两天。估计睡了72个小时，又在无声王国里遨游了。它吸引了我——这些阵发性的精疲力竭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走进屋来写作，可我甚至无法写完一个完整的句子，像被什么拖住了后腿。这是不是我下意识中有一种怪异的力量在拉扯着我？”[7]165。

其抑郁情绪出现频繁，但时间常较短，很快就转换为思维奔逸和精力充沛，如“我躺着，处于相当麻木的状态，尽管肉体常常剧烈地疼痛着……接着，突然什么东西涌了出来……前天晚上……我产生了那种感觉……于是所有的门都在打开”[8]212“昨天文思枯竭，一句话也写不出来。而今天却一发而不可止。这是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有一只手指曾制止了大脑思绪的流动，而今天却畅通了，血液又流遍了我的全身”[7]100和“我对最后几章很是担心，是否过于强烈，过于滔滔不绝了？另外篇幅已相当长了，写作过程中的情绪又忽高忽低，第一天还是快乐之极，第二天又是如此疲乏”[7]176。

◎进食情况

伦纳德给一位心理学家的回信中写道：“生活里她对食物有点情结。她发疯的时候根本拒绝吃东西，即使不疯的时候，她对食物也有一种奇怪的情结，因为一直很难使她吃足够多以维持健康。但是她很喜欢吃，这方面她正常极了，虽然她不肯承认。特别的是，食物在她的书里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到灯塔去》对炖牛肉的细致描写，《一间自己的屋》里午饭的重要性。这里难道没有一种补偿吗？小说里喜欢食物、承认食物很重要，生活中却非理性地压制和拒绝食物？”[9]丈夫反复说她对食物的态度“不理性”“难以理喻”。他认为她发疯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拒绝吃饭”，这一拒绝是“和某种奇怪的罪恶感连接在一起的：她会说她没病，说她的精神问题是她自己的错，都怪她懒惰、不积极、贪吃”。她吃得虽少，但会争辩说吃得太多，“怕胖”，因此他们吵架“几乎总是为了吃和休息”。他总结说：“在她的思维表层之下，有种奇怪的、不理性的罪恶感。”他的做法就是强迫喂食加“休息疗法”。护士劝她吃，她会发怒。他只得坐在她旁边，把叉子放在她手里，每过一会就柔声劝她吃一口，每顿饭都得吃一两个小时[10]。

从中可以看到一些神经性厌食的常见症状：对节食的坚定信念、怕胖观念、在进食上反复拖延抵抗。她的厌食信念中，比较主要的成分是觉得食物肮脏和负罪感，怕胖观念似乎相对次要。她视食物“为可厌之物，因为吃下去后总会以令人恶心的方式排泄出去”。这种心理的来源可能是来自对洁净的固执追求，是为了用这来纠正年轻时被性侵犯的玷污。另外一个来源可能是为了压制性欲，使自己得以避免去接触伤疤。她的负罪感可能来自抑郁情绪，因为和自我贬低和过分自我错误归因紧密相关。她的厌食行为随着发作而加重，随着发作消退而改善，家人常视进食情况为病情变化的标志。

◎自知力

她在发作间期有着完整的自知力，知道发作当时的自己处于病态，对主要症状能够回忆，在发作初期对症状有识别能力并担忧病情进展，在发作中症状稍轻的时候也能配合去疗养地。这些从日记和书信中可找到许多证据。另外，她对自己的精神状况有严格的审视，甚至有意记录和研究发作中的体验。如日记中说：“我一直在读《法伯的新客》一书，我拿自己与他对神经崩溃的描写对照一下，我身体内某些器官的拒绝工作大约就是神经崩溃的前奏吧？……这就阻碍了我进入另一个世界，因而导致了我的神经崩溃。”[7]166这可能是因为她较高的文化修养，写日记和时常审视自己内心的习惯，以及为了创作需要而收集素材及心理活动内容。

◎性冷淡和性取向

她对男性的性接触方面缺乏兴趣，曾在1930年6月22日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在性方面总是畏怯的……我对真实生活的恐惧总是把我囚禁在一间女修道院里。”传记作者评论道：“我认为在她的人格中，性欲是微弱、单薄的……她与其说是害怕性，不如说是不理解性；在她的人格和艺术上都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缥纱特性，当文学的必要性强迫她去考虑性欲时，她要么回避不提，要么就向我们描述一种东西，它跟床上的抚摸拥抱就像蜡烛的火焰跟它的油脂那么关系疏远。”[6]8她不仅在新婚后拒绝和丈夫行房，终其婚姻可能也没有行房。在数年的磨合后，夫妻间发展出精神上的相知作为关系纽带。这在作品中也有体现，比如回避对亲密场景的描写、甚少有涉及热恋感情的情节，甚至有时候为了回避主人公面对婚姻而安排病死的情节。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她对姐姐瓦奈萨及其他几位女性有着过于亲密的感情。在交往的信件中不仅能看到强烈的依恋、真心的欣赏、亲昵的称呼，还有一些亲密肢体接触的蛛丝马迹。她是否有稳定的同性性伴侣、是否有同性性接触及从中获得性唤起，缺乏资料证实，从相对完备的传记和日记书信中间接推测应该程度不深。

她在婚前与多位男性有过认真交往，比较积极地考虑婚姻，甚至和其中一位有过订婚；她在婚前婚后都有长时间和姐夫的调情；她也能感受到丈夫在性方面得不到满足，和丈夫维系了多年相濡以沫的感情。可见她也有一部分性取向指向男性，但没有相应的性的回应。

◎病情总结

（1）起病早；（2）鲜明的发作性特点，在静养后数月便自行好转，回到生活和创作的正轨，几乎都于冬春之际或春天发病、在夏天或秋天恢复；（3）每次发作都有生活事件作为诱因：前几次为丧亲诱发，有几次为顾虑作品不被认可造成的精神压力；（4）多数发作以头痛、脉搏增快、失眠等为最先出现的症状；（5）病情严重：严重时无法社交、写作甚至停止写日记，需要送入疗养院或请多名护士居家护理；（6）发作中以情绪症状为主，情绪转换快；（7）在比较严重的几次发作中出现片段的精神病性症状，包括言语性幻听和可疑的命令性幻听及妄想；（8）发作间期和初期具有自知力；（9）在多次发作后未出现功能衰退，发作间期能完成社交、写作和出版社工作；（10）具有家族史。

◎诊断

1.双相I型障碍

根据病程特点和多次发作的性质可诊断。这些发作中有一些标注：伴混合特征（1897年和1913年分别有鲜明的混合特征），伴精神病性特征（关于夸大妄想的记录很少且不明确，1904年那次发作有明确的言语性幻听和可疑的命令性幻听，应该标注为“伴心境不协调的精神病性特征”），伴季节性模式（多数在3月份发病，几乎都在春天发病，一般在秋天明显好转）。

2.女性性兴趣/唤起障碍

她对与男性性接触缺乏兴趣和性兴奋、拒绝丈夫的行房要求，时间超过6个月。需要标注为：终身性（自有性接触以来都是如此）、情景性（和男性接触是如此）。考虑到她对婚姻的追求、对与丈夫感情的珍视、希望有孩子，她应该对性兴趣的缺乏感到痛苦，但痛苦程度难以判断。

◎鉴别诊断

1.神经性厌食

几次发作中出现拒绝进食的症状。她确信自己的身体从某方面来说是畸形的，似乎是一种体像障碍。丈夫和护士为劝她进食大费脑筋，需要反复劝说。她有怕胖观念，但从不同时期照片可看到多数时间体型偏瘦。需要鉴别该诊断。她最开始的几次发作并没有拒绝进食，整体来看，她的多次发作中最突出的症状还是情绪症状。她的拒绝进食是在“觉得食物和肚子肮脏”这一怪异观念驱动下出现的。拒绝进食仅在发作最严重时出现，随着她整体精神状况的好转，进食也会一起改善。长期来看，并没有造成她体重过低，能够坚持写作、社交和繁重的出版社工作。笔者认为，神经性厌食不足以一元论地解释她的病情，是否作为共病诊断可能存在争议，主要是厌食症状随着发作出现而出现、随着发作消失而消失的特点，使之区别于典型的神经性厌食患者。

2.广泛性焦虑障碍

在数次发作中出现焦虑症状，如头痛、背痛、心率增快（1904年和1921年）等躯体症状。诱发发作的事件有一些是担心作品受到恶评，故需要鉴别该诊断。但她在发作中更主要的是低落情绪和狂乱言行，几次严重到家人难以护理，故不考虑。

3.急性精神病性障碍

每次发作前都有生活事件，病情严重，有幻听和可疑的妄想，有尖叫、拒绝见丈夫、跳窗等行为，病情具有发作性、能自行康复，需要考虑该诊断。但每次发作均以情绪症状为主要表现，精神病性症状较为片段且只在发作最严重时出现，多数发作时间持续数月，在多次发作后并未转为精神分裂症，故排除。

4.分离性障碍

作为年轻貌美的女性，她在童年及青年遭受过性侵，发作由强烈应激事件诱发，发作中以明显的情绪症状为主，需要鉴别该诊断。但她缺乏发作带来的继发性获益，甚至在有自知力的时候为自己的发病感到羞耻和苦恼，发作在事实上严重损害了她的婚姻和创作。她的跳窗及服药自杀均是意志比较坚决的自杀，发作中出现比较形象的精神病性症状，发作时间一般为数月；1913年那次发作长达一年余，故不考虑。

其余如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重性抑郁障碍及精神分裂症亦需鉴别。

双相障碍与创作的关系

文艺创作与精神障碍的互相影响，在她身上有强烈而充分的体现。以下总结的影响可能仅是其中最重要的几条，有待后来者继续挖掘。因为她丰富详细的日记，许多影响能从中找到例证，以下分析也仅列举少数最典型的例子。

以她33岁的那次发作为界。前期频繁发作，在不自信中逐渐找到自己的创作风格；虽然在素材和情感上得到精神障碍的滋养，但现实写作频繁被打断。后期写作步入顺利期，同时未再出现明显发作，这个时间关系强有力地证明了写作对她发挥了疗愈和保护的作用。

◎双相障碍对创作的影响——塑造病态人物形象，发作中的心理活动成为小说内容

她在小说艺术上比较精于雕琢，不会把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写进小说，而是把身边的典型人物和自己的精神面貌打碎了赋予小说人物。比如，《远航》中雷切尔生病期间的精神状态是“一种透明的睡眠”，《岁月》中萨拉是个有点疯癫的女性，最典型的是《达洛维夫人》中的赛普蒂默斯。塞普蒂默斯被设定为一个受过战争创伤的情感麻木的老兵，最后因不愿被送去住院而自杀。但其被赋予的症状和弗吉尼亚自己的症状很类似，更像是双相障碍。这个人物在极度抑郁的情况下会认为世界是无价值和堕落的，又有时候意念跳跃、情绪亢奋、语无伦次，“一忽儿惊跳，一忽儿狂笑，或者沉默，呆坐着，接连几小时不动，要么把持住她，叫她记录。抽屈里塞满了她记下的他讲的话：关于战争，关于莎士比亚，关于伟大的发现，还有，无所谓死亡”，有时听见麻雀用希腊语歌唱。她还把对治疗的抵触、对医生的厌恶和自杀赋予赛普蒂默斯这个角色。

一般来说，一个作家病情越重、症状越多，其利用精神障碍的量就越大、利用的意识就越强烈。她在信中写道，“作为一种经历而言，我可以向你保证，疯狂是很可怕的，不应对它嗤之以鼻；在疯狂的熔岩中，我仍能找到许多可供写作的事情。疯狂的熔岩从一处喷出，造出一切，最后成形，而不会像神志正常时，只出现少许零星的想法。我躺在床上的6个月——不是3个月——教会了我许多关于自身的事情”。

◎双相障碍对创作的影响——思维奔逸启发意识流写作法

意识流小说是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它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按照客观时间循序介绍外在的现实故事，而是用流动的、联想的、跳跃的人物意识流，用人物内心独白、回忆、感想和梦境等，来展现人物内心活动并串起故事情节。这是用外在故事线的混乱割裂换来连贯、深入、位于潜意识层面的“内在真实”。她之所以成为意识流小说的先驱，不仅是受到心理学新观点和乔伊斯作品的启发，还在于这种自由流动、快速跳跃、关注内心活动的风格正是她最擅长的思维方式。她只需要认识到，“小说还能这么写”就能跨过门槛。

思维奔逸为之提供了动力，使联想大量且快速地出现。《墙上的斑点》是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之作，也是她意识流技巧成熟的里程碑作品，讲的是一个人看到墙上的斑点而触发飘忽的思绪，接连不断想到各种往事。她在信中道：“我绝不会忘记写《墙上的斑点》的那一天，一刹那间一挥而就，仿佛被迫连续做了几个月打石头的苦活儿，一下子飞起来了似的。”[11]联想出现太快，意识来不及对其加以阻拦修饰，所以出现的有许多是真实的潜意识，她甚至需要放慢速度以捕捉潜意识的意味：“我记下这一点是想提醒自己，现在重要的是进展得缓慢些，在思潮汹涌时应停顿下来，不要急着往前赶；想倚在椅子里，让无声的潜意识世界变得热闹起来。”[7]175音联和意联则是这快速跳跃中的连接方式。她某次听到女仆将要送上布丁时所想到的，就是一种速度快到飘忽的联想：“一种高耸的巧克力，顶上覆盖着炫目的白糖城堡，以结晶的当归旗瓣为雉堞和顶冠，在它的脚下起伏着透明果子冻的汹涌大海，点缀着乳脂状的泡沫，饰以天晓得的甜食，这些甜食被做成了船只、美人鱼、海豚和涅瑞伊德们的模样……”[12]157-158。

思维奔逸不仅在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某些人物意识流动的情节中发挥作用，在长篇小说的整体结构上也发挥作用。她回忆说：“《到灯塔去》的构思出来以后，灵感便接二连三地迸发出来。大脑里汹涌而出的灵感和场景就如同水管里激流而下的水泡一样。我一边散步，唇边的文字就以它自己的节奏跳跃出来。是什么吹出了这些灵感的水泡？灵感为什么在那时候迸发？这些我无从得知”[1]102“我写《到灯塔去》没有任何意图。我不得不在书中贯穿一条中间线，以便把构思聚拢起来。我知道种种感受将聚集于此，但我拒绝把它们理出头绪，我相信人们会把它变成自己情绪的贮存所——他们已经这么做了”。在回忆《海浪》的构思过程时她写道：“接着，突然什么东西涌了出来……前天晚上……我产生了那种感觉……于是所有的门都在打开；而我相信是那只飞蛾在我内心展翅飞舞。我就开始构思我的故事，不管编出来会是个什么样子。”[8]212

◎双相障碍对创作的影响——驱动作者关注内在精神世界

以伍尔夫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小说家们的一大革命性转变，是从关注外在事件转为关注内在精神世界，从追求描绘客观世界转为追求“内在的真实”。如她在《论现代小说》中所提出的：“把个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普通通的一天中的内心活动考察一下吧。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生活是一圈明亮的光环，生活是与我们的意识相始终的、包围着我们的一个半透明的封套。把这些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不论它可能显得多么反常和复杂——用文字表达出来，并且尽可能少掺入一些外部的杂质，这难道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

能够发起这样的转变，固然主要是来自其个人才华和不懈的艺术追求，但精神障碍也发挥了启动的作用——丰富的患病体验常常提醒着她关注内心，使她比别人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些体验的艺术价值。她在《奥兰多》中写道：“一个作家灵魂的每一种秘密，他生命中的每一次体验，他精神的每一种品质，都赫然大写在他的著作里。患病是一种生命体验，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漫游，它带给作家探索人物内心隐秘世界的机会，也进一步拓展了作家文学描写的空间。”

由于病情严重、症状丰富，“发作中的伍尔夫”对于她是一个难以理喻的对象，甚至可以说一种好奇心在驱动着她去研究自己。她在构思《达洛维夫人》时在日记中写道：“在这本书里我要进行精神错乱和自杀的研究，并通过神志清醒和精神错乱者的眼睛同时看世界”[7]45“还得接着那个话题，我是否以发自内心的情思创作着《岁月》？当然，那个发疯的场面颇费周折，绞尽了脑汁”[7]49。

有些精神障碍的患病体验，同时也是超凡脱俗的精神体验，能够激发人去继续寻找高远的精神世界，追问宇宙人生的本质。这种作用在许多艺术家身上都有，但因为是在思想启发和开启精神追求的阶段，所以从作品回溯中很难找到例子。其中，因为使用精神活性物质带来的体验直接而且强烈，所以物质成瘾的艺术家中能找到一些独立的例子。伍尔夫所提供的这个例子极为难得：“我极易兴奋，老是在探索着，极易满足——几乎总是喜欢手头正在做的事，但情绪永远变化无常。我想我从不感到厌倦。……但我心中总有某种东西在不安分地追求着。为什么我在生活中没有新的发现？……我又有一种感觉，感到自己行走在地球上似乎很陌生，同时也感到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很古怪；我是谁？我是干什么的？如此这般的问题老是悬在我心头。”[7]70

◎双相障碍对创作的影响——高涨情绪有助于联想、灵感出现和转化为写作动力

奔逸的思维和源源不断的灵感，给她的创作带来充沛的动力，在谈到《海浪》时她写道：“我为自己的想象力如此丰富而颇感窘迫。我可以毫不费力地运用丰富的词汇来描绘这儿的每把椅子、每一张桌子和每一个进餐的人。我的头脑时而这儿、时而那儿地忙忙碌碌，给每一样事物披上一层辞藻的薄纱。甚至，对侍者说上一句有关酒的话，也会导致一场爆炸。一枚火箭会立刻腾空而起。它那金黄色的微粒洒落在我的想象力的肥沃土壤上，使其更加肥沃多产”“散步时我在遣词造句，坐着时我在构思着场景，简而言之，我正处于一生中前所未有的最狂热状态。自从今年2月或更早些时候以来，我一直处于这种状态，曾说过要么在构思一部作品，要么在等待灵感的产生！然后在刹那之间，一大群想法浮现了”[7]93。在小说的构思上也极大地受益于发作：“有一两次，我觉得头脑中有翅翼拍打的呼呼声，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我经常生病的缘故。如果我能再卧床半个月……我相信《海浪》的构思定能全部完成。”[8]212

◎双相障碍对创作的影响——抑郁情绪和强烈情感赋予作品情感深度

她即使在发作间期也有许多情绪波动的时候，这种在写作之时的激烈情绪无疑会对作品的气质、风格和情感有直接影响，如“所有这一切都是徒劳——所以我中断了写作，而且这个念头真的一直缠着我，也许得把它记录下来。此时一句都想不出来，坐在那儿，嘴里嘟囔着，脑子里空洞得如一扇窗子。我很熟悉这种感觉。因此我索性关上了书房门，上了床，耳朵里塞了橡胶，在那儿一躺就是两天。这样，过度的疲乏、苦恼与沮丧，无比的宽慰与休憩，随之又再次陷入哀伤之中。从来没人像我一样被肉体折腾得死去活来。我怀疑这部作品是否太空洞，或者太离奇、太冗长”[7]99“幸运的是我有一个善于表达的脑袋——我是说，幸运的是我已将身体的各部分都调动起来了——学会怎样将它彻底地宣泄出来——是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强迫自己打破了所有的套路，以发现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即将我所有的感受与想法表达出来的方式。而当这种方式开始运转时，我感到全身都充满了活力，无拘无束……我对最后几章很是担心，是否过于强烈，过于滔滔不绝了？另外篇幅已相当长了，写作过程中的情绪又忽高忽低”[7]176。可以在日记中找到大量的关于情绪和写作之关系的例子。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情绪不仅仅是单纯的高涨和低落，其特点是激烈和易变，即使是抑郁情绪也是快速强烈地袭来，并且和躁狂情绪快速转换。

而她的作品确实有着强烈的情感色彩，她自述在躁狂情绪的影响下，“每一个景象、每一个词的暗示力都大大增加”。她也把深入内心去抓住激烈的情感作为自己的创作追求：“永远不要停留在灰烬、硬壳或任何外在形象上，把它们都推到一边，然后投入最炽热的心中；没有什么东西能满足它的灵性。”

◎双相障碍对创作的影响——发作耽误创作并导致自杀

她的发作不仅严重而且时间长，对几部作品的写作不得不因此中断，最典型的是《远航》的写作。日记可以看成是她写作的预备阶段，在开始正式文学生涯之前就因为发作而长时间中断过日记的写作。她至少两次的自杀接近成功，如果不是亲友的悉心照护很可能会英年早逝。

◎创作对精神状况的影响——帮助排解内心被压抑的创伤

母亲的去世是她人生中遭受的第一个重大挫折，并诱发了第一次发作，此后许多年深陷母亲的阴影之中。《到灯塔去》这部小说便以父母为主要角色，讲述了一个主人公在故地重游之后放下童年的包袱获得成长的故事。她回忆道：“《到灯塔去》的构思出来以后……但是这本书我写得很快，书完成的时候我感觉已经摆脱了母亲的影响。我耳畔不再充斥着她的声音，眼前也不再充满她的影像。”[1]102这同时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叙事疗法的治疗案例。她的其他主要作品，也可以视为用重新叙事的方式来整理和消化悲伤。比如，在《雅各的房间》中整理对哥哥托比去世的悲伤，在《远航》中整理自己青少年时对成长的惶惑。

写作甚至可能发挥着一种独特的“李代桃僵”的作用，即将病态内容转移给小说人物以保持自身健康。写作是她精神状况尤其好的一个时期，“只是在某些方面，这部作品立了一功，它一气呵成，从未因患病而中断过，这可真是少有的事：在一年内写完，而且最后从3月底起至10月18日结束，其中只有几天时间因为替报纸写文章而稍作中断，因此这书也许与其他的作品不同”[7]55。可以理解成赛普蒂默斯和达洛维夫人分别作为她的两个方面，发疯、自杀都被扣到前者头上，借此后者保持了冷静、清醒。她在笔记里解释道：“设想它用这种方式联系起来：神志正常和精神错乱；达洛维夫人看见的是真理，而赛普蒂默斯看见的则是疯狂的真理……”[7]57不过，这只是从文学上推导出来的猜想，并非直接证据。

◎创作对精神状况的影响——带来成就感

写作本身就有益处，这是一种混合着成就感、创造欲得到满足、产生自信自尊、精神上获得升华的快感。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写作是为了取悦自己”“当我写作时，我便仅仅是一个躯壳……只有写作才能令我真正心理平衡”。她在完成小说《达洛维夫人》初稿时写道：“此书使我沉入大脑最兴奋处，使我充满活力，我可以创作、创作、再创作，这是人世间最快乐的感受。”[7]56

◎创作对精神状况的影响——整理思绪和使人宁静的作用

她散在日记中的多处话语是最好的例证：“奇怪的是，心烦意乱地折腾许久之后，真的一开始写作，这两三年中从未想到过的构思反而立即清晰起来，使整个脑神经得到了新的平衡”[7]51“因为自由地驾驭智能进行写作意味着快乐。我在独处时要比与他人在一起时更愉快”[7]50“只是深渊就在我的脚下，我不能总闭着眼。这是某种无能、无助的感觉。我就坐在利兹蒙德的旁边，仿佛一盏灯笼罩在田野中，并在黑暗中点了起来，在写作时，忧郁就会减弱些”[7]23。

◎创作对精神状况的影响——写作的高强度情感状态具有宣泄作用，也可能巩固了情绪波动的模式

她在写作中常处于高强度的情感状态：“写的时候颇为得意，读一遍后又觉得失望；改了又改，撕掉重来；删改、添加；喜出望外；灰心丧气；朝思暮想；灵感突发又稍纵即逝；明明看到自己的著作摆在面前，而它忽然烟消云散；一边吃饭，一边扮演自己作品中的角色；一边走路，一边默念；时哭时笑；在两种风格之间摇摆不定；忽而喜欢夸张雕琢，忽而喜欢平实简朴；忽而是藤比河的溪谷，忽而是肯特郡或康威尔郡的田园；拿不准自己究竟是天大的天才，还是最大的傻瓜”[13]“在此期间，我有时是那样地投入、痴迷，仿佛在跌跌撞撞地顺着自己的声音在写，或者是顺着某个说话者的声音在写（这种情况，与我精神失常时相当），我想起以往常常在我头脑中穿行过的声音，很是担心”[7]133“构思显然很富创意，很吸引我，我想写下去，不停地往下写，写得迅速而富有激情。当然，不必说这是做不到的。从今天起，三周后我就会心力交瘁了”[7]50。

这种高强度的情感状态，一定对其精神状况有显著影响，但具体是何种影响还缺乏更细致的证据。在她人生最后二十余年中，写作步入顺利期，同时未再出现明显发作，这段时间写作可能具有宣泄作用，通过有序地释放能量以避免某次出现大的发作。而在开始写作到《远航》出版的那段时间，发作频繁，写作可能反而又巩固了其情绪波动的模式。

◎共因——童年丧亲、性侵经历和女性受歧视的地位

对于丧亲之痛，她回忆道：“我记得在她死后我曾对自己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是、不能像这样。’——这个打击，第二次死亡的打击，沉重击打在我身上；我浑身抖颤，视线蒙眬，翅膀仍然粘在一起，坐在我自己破碎的蝶蛹边缘上。”[1]这些给她带去深重的心灵创伤、耻辱感和自我否定、长期的精神痛苦和压力，对其发作有促进作用，并且是其性冷淡的主要原因。这些同时通过曲折复杂的方式对其创作产生促进作用，比如不甘女性居于劣势而通过发奋创作来获得自信，创伤经历作为有情感深度的素材进入作品中，等等。

◎共果——文学成功和患病传奇经历造成声望

文学成功已然使伍尔夫出名，而传奇的患病经历则增加了话题性和人们探究其精神世界的兴趣。她在意识流小说上的创新，和她“情绪化的女疯子”形象形成共振，作为一种神秘的联系，极大地吸引了读者和评论家的研究兴趣。

◎中介——社会认可

这个中介因素在弗吉尼亚身上既有正面也有反面的例证。在社会风气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女子居于劣势，她注重内心的写法和当时主流小说风格大相径庭，甚至还爆发一场笔战。她需要通过作品来补贴家用，这些使得她过于在乎社会认可，因而造成巨大心理压力。她在日记中写道：“就写作而言，最糟糕的是作者过分看重外界的赞誉。可以肯定，这个短篇是得不到什么赞赏的。而我还会对此有些在乎。一大早的没人来说好听的，很难动笔”[7]12“写新书之初，创作的欲望在心中猛烈地翻腾，一段日子后就平静下来了。接着，写作就比较稳当了。此时各种疑虑悄然而生。随后，作者就只能任由命运摆布了”[7]20。

但事实上，她拥有文学史上罕见的好运气，几乎每部作品一经推出便大受好评，更别说在手稿阶段就得到丈夫的大力赞赏。在长达数年、历经三次发作的《远航》之后的二十余年中，她在稳定产出的同时大体保持了精神稳定，这是社会认可对她精神的益处的有力证明。

◎中介——社会支持

这个中介因素在弗吉尼亚身上得到了最典型的例证。一个天才艺术家能得到亲友的支持是难得的，同时是女性则更加难得，同时是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又更加难得。而她就奇迹般地获得了这样的支持。她的丈夫不仅不离不弃、悉心照护、花费巨资送诊和请护士看护，而且在精神上相知，评价作品时给予大力鼓励。细看她的发作史便可知，如果没有丈夫和姐姐的扶助，她很可能就在某一次发作中自杀，即使没自杀也难以顺利写作。正是有力的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因素，使得精神障碍对她的损害被极大地抵消了。

相关议题

◎精神追求和世态之间的矛盾

伍尔夫所遭遇的许多挫折，如多次丧亲、遭受性侵、性生活不和谐、战争压力、发作带来的精神痛苦等，已经被充分阐述过了。并且，对她的人生痛苦还有一个总结，那就是高远的精神追求和平庸压抑的世态之间的矛盾。人生最苦的是梦醒了却无路可走，或者叫作“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如她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所写的：“当诗人的心被女人的躯体所拘囚、所纠缠时，又有谁能估量出其中的炽热和狂暴呢？”

女性身份和女性意识，是解读她人生的一个主轴。父亲给予了很好的文学熏陶，哥哥托比带来家中的众多剑桥朋友，等等，使她受到文学滋养和催发；同时，她所处的时代和家庭又给了她许多压迫，包括父亲的专制、不让接受正规教育、同母异父哥哥的侵犯、碍于体面而在被侵犯后不敢声张，等等。这种又滋养又压迫的环境最能够催生自主和反抗意识，体现在她身上便是女性意识。她的众多作品和思想追求围绕着女性意识和女权主张展开，给她提供了充沛的主题和较高的思想站位，但同时引来亲友的不理解和非议，引来主流文学家的批评和压制。女性意识既给她强力支持，又招来强力反对，所以说是对她人生的主要影响。

精神障碍对这条主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说是这条主轴的一个侧面。她的卓越才情、藐视男性和大胆妄为，少不了有双相障碍的一份功劳，这些有助于她的女性意识觉醒。而因为发作和接受治疗，使她不得不依附于父兄、姐姐和丈夫，并因丈夫的反对而不能生育孩子，这些又从反向强化了其女性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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